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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8月开始，按照党中央关于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沙家店、黄龙、延清战役，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地区，逐步掌握了陕北战场主动权。但是，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也给部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影响了战斗力。彭德怀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些情况，决定在冬季战斗间隙开展一次整训。在整训期间，三五八旅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加诸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开启了人民军队历史上一次特别的“初心使命”教育——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整训的针对性十分明确。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就开始不断制造摩擦进攻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后战斗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激烈，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减员很大，而补充兵员多为战场俘虏的“解放战士”。以三五八旅为例，到1947年年底，各连队“解放战士”的比例平均在70%以上，其中老红军连队七一五团六连的比例达到80%。这些“解放战士”虽然大多数出身贫苦家庭，但由于在国民党军队受到不少欺骗宣传和反动教育，“解放”后又缺乏系统政治教育，不少人阶级界限模糊、革命觉悟不高，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出现了打“滑头仗”、阳奉阴违、畏惧困难、贪生怕死的情况，甚至有个别坏分子潜伏在队伍中，伺机搞策反破坏。

担任三五八旅政委的余秋里同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组织各级政工干部深入战士们中间开展“漫谈”，根据“解放战士”亲身经历过从旧军队到新军队的巨大变化这一特点，从发动“解放战士”开展新旧军队对比入手，逐步引导战士们思考旧社会的罪恶，讨论穷人是怎样穷困，而地主、资本家是怎样好吃懒做、穷奢极欲的。由于战士们几乎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新旧军队作风宗旨的对比，国统区的悲惨生活和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给贫苦大众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发他们强烈共鸣。特别是通过“挖穷根”“倒苦水”，战士们讲述个人和家庭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血泪控诉的典型。就这样，诉苦运动这种形式从酝酿到动员，从个别谈话到开诉苦大会，被战士们广为接受，形成全旅广泛深入开展的群众运动。

《余秋里回忆录》中提到了“诉苦”运动的典型，“解放战士”路新理。刚加入革命队伍时，路新理是一个“问题”战士，不仅打“滑头仗”，还经常说“吃谁的粮，就给谁干”等各种怪话，想着有机会再投向敌人。一天深夜，路新理一个人偷偷跑出营房，在漆黑的旷野中摆上母亲的牌位，哭诉家庭的惨痛遭遇。悄悄跟在后面的连指导员和路新理有相似的血泪史，听到路新理的哭诉后与他一起抱头痛哭。第二天，连队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把自己的苦难身世和盘托出，边哭边讲，申诉旧社会的罪恶。路新理是山东曹县人，父亲给地主扛活，不仅难以养活家人，还活活累死了。路新理的母亲带他和妹妹到山西逃荒，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家里连吊孝的麻布都买不起。为了养活九岁的妹妹，路新理在盐场干苦力，后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小妹妹哭得死去活来，从此是死是活没了音信。讲到最后，路新理说，通过诉苦，“我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为亲人报仇”。听了路新理的诉苦，战士们群情激愤，争相发言，倾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强加在自己和亲人身上的苦难。就这样，“诉苦”运动在全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三查”运动紧接着“诉苦”运动开展。通过“查阶级”，部队的阶级感情和凝聚力更强了，个别混进革命队伍的破坏分子也查清了。通过“查工作”，政治教育和战斗技能训练得以紧密结合，运动不是“口号”式的走过场，也没有走向“左”的极端，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练兵热潮。通过“查斗志”，态度模糊甚至思想动摇的情况消失了。彭德怀同志到三五八旅了解“诉苦三查”情况，余秋里深有感触地说：“部队士气旺盛得很，完全可以跟敌人拼命。”

三五八旅开展“诉苦三查”运动的做法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做法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向全军推广。1948年年初开始，全军的“诉苦三查”运动和全党开展的整党运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共同进行，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广大指战员通过对旧社会和反动派“算账”，进行革命战争的初心树立得更加坚决，对人民武装肩负的历史使命认识得更加深刻。党在人民军队中的威信更高了，党的意志得到更加坚决的贯彻执行；蓬勃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与反动势力的战略决战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摘编自《秘书工作》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