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

从宝山路上的“创造社”出版部，到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上的中华艺术大学；从鲁迅先生寓所，到武定路修德坊的中央特科所在地......上海的许多大街小巷，都出现过潘汉年——这位长期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最前线的传奇英雄身影。

1938年10月，潘汉年奔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在延安，机缘巧合，潘汉年遇到了董慧。从此他俩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最后结成一对“红色情侣”。

时代召唤 奔赴延安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1918年出生于香港一个爱国的实业家家庭，父亲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千金小姐，如果不是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董慧应该过着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的生活，顺风顺水地度过令人羡慕的青春岁月。

但是，董慧恰恰成长在民族危难的特殊年代，她选择了舍弃优渥生活，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道路。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董家在香港是望门大族，生活条件富庶优越，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家族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对子女的教育熏陶和传承发扬，尤其注重爱国向上，这种情怀直接表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

董仲维认为，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教育制度有明显的殖民教育痕迹，不利于子女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于是，董慧从小就被送去广州求学，中学阶段进入了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的广州培道中学。求学期间，董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1937年初夏，董慧在父母的支持下，从香港北上北平报考大学。此时，恰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后，董慧随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

在西安，董慧在抗日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主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革命学校。考核录取后，毅然转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延安，她系统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熏陶，更坚定了献身革命的理想信念。

1939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一领导国统区的隐蔽战线工作，扩大党的隐蔽战线力量，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为此，中央社会部举办了隐蔽战线干部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国统区的干部。董慧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被入选其中。从此，董慧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此时，她遇到了影响她一生的人：潘汉年。

使命在身 遇引路人

1938年10月，潘汉年应邀到延安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讲授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在黄土高坡上简陋的教室里，董慧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当时的潘汉年才三十出头，但俨然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因丰富的阅历而显得格外成熟稳重。

短短几天讲课，董慧了解了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曲折艰难、惊心动魄。董慧还了解到潘汉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上海的革命生涯，对他的敬慕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学生时代的潘汉年，深受五四进步思潮影响，17岁便离开家乡，到上海投身进步文化运动。

1924年，潘汉年进入中华书局工作，这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场所。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经介绍，潘汉年加入了由郭沫若、成仿吾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非常辛苦，但想“为我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在此期间，潘汉年和他人一起创办了《A11》《幻洲》《战线》等进步杂志，揭露社会黑暗，鼓励广大读者“跟着时代前进”，活跃在上海的文化战线。

1929年6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书记，在周恩来、李立三和李富春等领导下，直接参与上海各进步文化团体的组建工作。

1930年3月，中国第一个左翼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潘汉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左联”成立后，他担任第一任党团书记。更重要的是，他和文化战线的党员一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努力消除和鲁迅的思想隔阂，建立革命友谊，得到鲁迅的鼎力相助，高擎起左翼文化大旗，对实现左翼进步文化力量的大团结，推动进步文化运动从上海向全国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31年夏天，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和许多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危在旦夕。潘汉年临危受命，被周恩来召唤到党的隐蔽战线，参与中央特科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斗智斗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出生入死，屡建功勋。陈云曾高度评价说：当时，潘汉年在中央特科不是一般的干部，是实际负责人。

1933年5月，潘汉年在极其恶劣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以惊人的毅力和胆魄，细致周全地安排护送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南北转战，特别是在上海、香港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政权、汪伪集团，乃至日本在华特务机构勇敢斗争，屡建奇功。

潘汉年传奇经历，深深地印刻在董慧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上图左三为潘汉年

机缘契合 结为眷侣

1939年，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决定进一步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上海和香港地区的隐蔽战线领导工作。鉴于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卓越领导才能，决定派他返回上海，统筹领导南方地区的隐蔽战线工作。

考虑到潘汉年肩负的重要使命，党组织决定给他配备一名机要工作者，董慧成了最佳人选。董慧有配合潘汉年的天时地利：她显赫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特别的安全保障；她父亲开办的银行，是最佳的职业掩护；她信仰坚定、工作细致，是忠诚可靠的地下党员。

这一机缘巧合，使董慧与潘汉年走近，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萌发真挚情感。

对董慧而言，潘汉年是思想上的引领者，工作上的领导者，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情感上的依赖者。

而在潘汉年看来，董慧是政治上的追随者，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中的红颜知己。董慧的清新脱俗、美丽优雅也深深吸引着潘汉年。

在上海、香港地区工作期间，董慧工作的道亨银行，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党组织的重要情报，经董慧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潘汉年与其他党内同志、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大都由董慧周全安排；党组织所需要的经费，由董慧经办处理；董慧的家，成为潘汉年开展工作的重要场所。

共同的理想信念，把董慧和潘汉年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斗转星移，日积月累。董慧与潘汉年，历经八年风雨岁月，从相知到相恋，情感与日俱增。后来，潘汉年解除了由父母包办、名存实亡的婚姻，在1947年与董慧喜结连理，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红色情侣。

患难与共 矢志不渝

志同道合、互敬互爱，常人难以企及，董慧与潘汉年却堪称圆满。他们的情感，萌发在白色恐怖时期，又在人生的壮年和暮年延续升华。

潘汉年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智慧和杰出贡献，受到党中央的赏识。1949年，党中央曾内定，请他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后因接管上海的重任更为迫切，改任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为建设新上海再立新功。董慧也随潘汉年到上海，在市委统战部任职。

1955年春夏，潘汉年陷入一场政治风暴，从此蒙冤长达27年。

患难见真情。在漫长的困境中，董慧无怨无悔，跟随潘汉年辗转北京秦城监狱、团河劳改农场直至湖南洣江茶场。潘汉年病故后，董慧谢绝亲友们让她回港生活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直到去世。炽情挚爱，感人至深。

根据有限的历史资料记载，我们看到这对红色恋人，身陷冤屈，矢志不移，期盼云开日出；在人生暮年，白发霜雪，疾病缠身，依然恬淡平静，相互搀扶，温情满满。他们热爱生活，关心驻地干部群众，为职工子女辅导功课。当事者追忆往事，真切动容。

潘汉年对董慧一往情深，曾赋诗多首，其中“患难相遇共相倚，恩爱情深亦太痴”最为真切，浓缩了这对红色情侣的情感密码，给他们自己，也给后人留下美好的遐想。

因爱结缘  相守一生

因爱结缘

相守一生

是人们梦寐以求

尽善尽美的境界

在中国革命洪流中相遇，因家国情怀相知，因情投意合相恋的红色恋人，并不少见。

身处党的隐蔽斗争第一线的董慧与潘汉年，在特殊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奋斗奉献，由此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成为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红色情侣。

爱所赋予的意蕴，因所处时代和个人追求不同而相异，但精神内核却是相同的。只有人生目标一致、两情相悦的爱情，才会天长地久。这是红色情侣董慧与潘汉年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