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  魏江：西方遇到东方：中国管理实践的认知偏狭性与反思

《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第159~173页刊发“全国党建样板支部”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工支部书记、第二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单位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工作室负责人魏江教授、杨佳铭、陈光沛《西方遇到东方：中国管理实践的认知偏狭性与反思》

摘要：中国管理实践为全球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独特智慧，并引发全球学者的高度关注。但同时受西方意识形态牵引，中国管理实践在国际学术社区中面临“被标签化”问题，西方理论视域下充斥着学者对于中国管理实践在概念、认知以及方法层面的“偏狭性”解读。聚焦于这一问题，本文回顾了1998年以来发表在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上关于中国情境研究的论文，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方面梳理现有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学者对“中国情境”研究的偏狭性认知，包括学术构念、认知标准、低效度测量工具等，重点剖析这些构念、观点、测量方法所客观存在的非客观性和科学偏离性。进一步地，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方面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掌握，切忌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盲从西方观点，勇于矫正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偏狭性认知，力求实事求是、自信而不盲从地开发和传播本土管理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西方理论视域 中国管理实践 标签化 偏狭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任务，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并提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的重要论断。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应善于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科学规律，提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管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中国不断演进的管理实践创新为本土优秀管理思想的形成提供沃土，也为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书写了中国篇章。

40多年来，依托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强大的政府驱动力量、多样且专业化的产业基础、区域间的差序格局等，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社会所取得的快速发展已引起中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吴晓波等，2021；谭劲松等，2021；路风，2019）。各类企业充分利用我国的市场和资源条件，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从别人认为是有“缺陷”或者“障碍”的环境中激发出来。比如，华为、万向、吉利、海康威视、阿里巴巴等一批具有中国管理智慧的企业，着眼于我国市场区域不均衡特点、国企民企并存的所有制型态，利用极具中国特色的省域GDP竞标等活动来快速实现资源和能力积累，在全球竞争中迅速崛起。由此可见，这些企业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市场体制、制度形态和技术体制，利用“非对称资源”和“非对称能力”，通过组织设计、制度设计、学习方式设计、学习路径和生态系统建设等非对称创新战略，逐步建立起国际话语权，实现创新赶超（魏江等，2017，2020；姚明明等，2014）。事实上，中国企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这背后的国家体制与发展逻辑不仅为本土学者所关注，同样吸引了众多西方学者的目光——他们将这一系列成绩称作一个“奇迹”，并关注到塑造这一“奇迹”的政府力量（Bhaumik et al.，2015；Bruton et al.，2021a；Ramamurti and Hillemann，2018）。这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会有针对性地重点扶持部分具有较强能力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最终将其培养成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冠军企业，进而带动整个产业实现越级提升……一系列极具中国风格的管理实践表明，中国企业并非依靠“以高度自由为特征的成熟市场”来实现创新崛起，而是立足中国现实情境，融合西方管理经验，勇于探索、革故鼎新，最终探索出一条从追赶到超越的中国特色创新道路。

然而，在全球学者们对中国发展奇迹的背后逻辑而不懈求索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似乎总对不上西方理论框架内的“标准答案”？如果全然按照西方理论的预测，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崩溃无数次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与此相映射的是，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也是空前的（丁元竹等，2021；Mitter and Johnson，2021），这无疑反映出加快构建中国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当前，即便已有学者陆续提出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本土管理理论，但整体来看，我国本土理论界至今仍处于“尝试用西方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管理实践”的“照着讲”状态（盛昭瀚等，2021；Jia et al.，2012）。例如，西方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一直被学者视为“制度低质量”“制度缺位”的典型代表，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常常被打上“盗取知识产权”“不负责任”的烙印，在严苛的“来源国劣势”威胁下负重前行。

有学者指出，当今经济管理学科的国际学术社区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Hamann et al.，2020；Banerjee，2021；Bothello et al.，2019），西方学者运用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的认知结构及研究范式来判断中国的发展路径，必然会标签化中国情境下一切社会现实和管理实践，而把那些不适用于西方情境，但却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管理实践统统归为“颠覆的”或“具有冲击性的”，一切判断皆以西方情境为“标的物”（Banerjee，2021；Filatotchev et al.，2021；Bruton et al.，2021b）。毫无疑问，其无论是理论认知还是研究方法，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偏见特征。

实际上，不仅仅被中国学者意识到这些问题，部分西方学者也有所反思，并在呼吁：不同国家的学者，要结合当地情境开发本土管理理论（Newbert et al.，2022；Banerjee，2021；Filatotchev et al.，2021；Van de Ven et al.，2018）。如若长期致力于用既有理论解释根植于本国情境的独特现象，则可能会导致原创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停滞不前；如若学者们不加思辨地直接套用别人的理论框架和相关构念，则可能会造成理论研究的盲从性和严谨性不足等问题，甚至从意识层面侵蚀民族自信和实践自信。如果理论研究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更无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提供智力支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世界学术社群中建立自己的“滩头阵地”，用“中国方法”讨论“中国问题”。

本文回顾了1998年以来发表在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上关于中国情境的研究论文，试图综述国际管理研究中常用的但存在“被标签化”问题的概念和理论。研究脉络如下：首先，我们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方面梳理和总结了现有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部分学者受西方理论视域影响而对“中国情境”所使用的带有偏狭性评价的学术构念、认知标准以及测量低效度等相关内容。其次，我们重点剖析了这些学术构念、认知观点、测量方法与中国管理实践存在的非客观性及科学偏离性，以期引起更多中国学者的关注。最后，我们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方面提出研究建议，主张逐步建构中国特色的新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国学派。

（一）数据来源及理论方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已成为学界关注和探索的重要话题（Liu et al.，2022）。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我们对主题中包含“China”或“emerging country”和“Institution*”或“Regime”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并进一步限定文献类别为Business和Management。从图1可以看出，自1998年开始，该议题就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后的发表量和被引频次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我们对检索得到的663篇文献进行了筛选，限定期刊范围为英国商学院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School，简称ABS）发布的2021年学术期刊指南中被评为3星级以上的433种高质量期刊，其中包括《金融时报》界定的50种管理类一流学术期刊（简称FT50），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发布的24种管理类顶级期刊（简称UTD24）。删除重复和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我们将得到396篇相关文献作为文本分析样本。图2展示了相关论文来源最多的20本期刊，其中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期刊发文量最多，其次是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等。Web of Science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3月20日，上述文章篇均被引26.88次，足以看出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以及该领域对学者的强大吸引力。随后，我们使用VOS Viewer软件对检索得到的文献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图3展示了上述文献关键词共现结果，结果显示：制度缺位、政治关联、关系（guanxi）等构念成为近年来有关于中国制度情境主题中发文量最多的关键词频。

然而我们同样关注到，这些在国际学术界广为传播的构念和理论观点似乎存在内生性的认知“标签化”色彩。一方面，由于中西方宗教文化、社会背景、制度体制等多方面差异，许多缘起于西方的构念很难准确表述和提炼中国制度环境下诸多管理实践的内涵和合理性，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和放大学者们使用这些构念的偏狭性。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提升，一些西方国家热衷于对我国制度环境下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进行主观概括，套用或创造一个概念并赋予其隐含偏狭的内涵，通过这种“贴标签”的形式对我国制度体制进行不正确甚至污名化的评价。这就要求我们梳理和总结现如今被广泛使用的专门用于评价中国管理实践的带有“标签化”色彩的学术用语，客观分析这些概念的源起、内涵，并阐述其与中国管理实践的冲突性和偏离性。综合对这些问题的再认识，我们期望国内学者遵循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原则，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以铜为镜”，以事实为依据，避免盲目遵循西方主导的管理学研究范式和理论视域，否则只能把自己锁定在一个“跟随者”和“搬运工”的角色，难以为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真问题提供真知灼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管理理论更是无从谈起。

（二）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管理实践偏狭性认识

通过文献检索和初步梳理可以看到，目前管理研究的国际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思想价值体系，存在学者对客观世界主观臆造的现象，导致概念、认知、方法层面的偏狭性问题。为全面论证、解构这种偏狭性，我们借用哲学体系中3个相互关联、逻辑贯通的概念——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分别阐述国际管理研究中较常讨论的诸如制度缺位、制度质量、政治关联等概念本体（本体论角度），这些概念本体被学者进行主观理解、释义以及社会化建构的程度（认识论角度），以及利用实证主义研究工具对概念本体建立认识的过程方式（方法论角度），以此刻画充斥于整个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针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偏狭性。

1.本体论的偏狭观

（1）制度缺位（Institutional void）。该构念由西方学者Palepu和Khanna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被定义为“用于支持市场与合同执行以有效促进企业间交易的相关制度的欠缺”（Palepu and Khanna，1998）。这一构念提出的情境是，跨国公司的高交易成本及交易过程中较大的不确定性与某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内用于支持市场活动的相关制度缺失或不发达紧密相关（Bothello et al.，2019）。长期以来，“制度缺位”被战略管理、国际商务等领域学者广泛应用，以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市场及其配套制度的欠缺，包括法律法规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腐败治理机制不完善，公司治理弱化和缺乏社会责任等（Doh et al.，2017；Cuervo-Cazurra and Genc，2008；Marano et al.，2017；Brandl et al.，2019；Ramachandran and Pant，2010）。也正是受此影响，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往往异常艰难，需要克服“外来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的双重阻碍（魏江等，2017）。

然而，这一构念的提出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市场机制是唯一有效的制度设计，非市场机构与非正式制度在塑造当地经济活动中的强大力量被选择性忽视（Dar，2018）。事实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动态演变且复杂的制度体系。不可否认，我国在探索市场机制过程中确实存在制度不成熟，但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系统确立，其不仅明确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外，本土情境还存在以下制度的独特性。一是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集团等不同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共同发挥治理和协调作用，引致经济制度的逻辑复杂性；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在制度权限上存在多样性（如开发区、试验区、特区等），带来制度的层级复杂性；三是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正式制度、区域文化和规范的差异性，带来区域市场制度的内容复杂性等。可见，西方理论视角下难以解释中国独特的制度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在此情境下就简单粗暴地冠之以“制度缺位”的帽子。显然，这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我们认为，取而代之的说法应是中西方存在制度不对称，中国制度设计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智慧，也给企业提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反而是推动中国企业实现快速追赶的重要动力源（Zhou et al.，2017；姚明明等，2014；路风，2019）。

（2）制度低质量（Institutional Low Quality）。另一个较常被用来评价制度成熟度的概念是“制度质量”。按照西方制度标准，“制度低质量”成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长期被冠以的典型标签（Alonso and Garcimartin，2013；Liou et al.，2016；Cuervo-Cazurra et al.，2019）。但相比较于“制度缺位”，这一构念在形式上似乎显得较为客观中立。其实不然，长期以来，基于西方管理实践情境的学者往往以“有限的政府干预”“亲市场的治理逻辑”等为评价指标来构建具有绝对意义的制度质量（Glaeser et al.，2004；Khanna et al.，2005），因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度成为衡量制度质量的标杆（Cuervo-Cazurra et al.，2019）。也自然可以料想到，由于中西方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制度和市场体制等，用西方的标尺去测量中国的制度，中国制度必然是“低质量”的。这一推断无关于众多文章中的“论证过程与依据”，而是直接由制度质量的绝对观定义所决定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越来越多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甚至是不被亲市场原则所接受的“制度特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确能够极大促进经济发展和创新追赶（Buckley et al.，2018；Ramamurti and Hillemann，2018；Bruton et al.，2021a；Zhang et al.，2021），但他们依然不愿将其承认为高质量制度的维度之一。因此，尽管制度质量在表面上是一个中性词，但稍作辨析便可知晓，其概念本体背后的偏狭性同样昭然若揭。

研究中，制度质量被诸多学者“不假思索地”在探索非西方情境下企业的战略行为时加以应用，更是被视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创新追赶等战略与行为的主要动因（Souitaris et al.，2012；Zhou et al.，2017；Genin et al.，2021；Peng et al.，2009）。例如，有学者认为正是母国低质量的制度使得部分资源基础薄弱的新兴企业无法处理来自国企和外企的竞争压力，进而出于“制度逃离”的目的进行国际化活动（Liang et al.，2012；Xia et al.，2014；Liou et al.，2016；Buckley et al.，2018），又或者利用自己在低质量制度环境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带着“化劣势为优势”的目的到最不发达国家投资（Cuervo-Cazurra and Genc，2008），被视为企业能否在东道国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3）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过去十多年，非正式制度重新引起学界的注意力，这与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经济体快速崛起密不可分。其背后的逻辑在于，非正式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替代正式制度，填补所谓“制度缺位”（Ge et al.，2019）。在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中，这种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企业建构政治战略、获取政治资源，因此，“政治关联”“政治连带（political tie）”“政治嵌入（political embeddedness）”等一度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Sun et al.，2010；Li et al.，2018；Zhou et al.，2020；Zhao and Tan，2021；Genin et al.，2021）。许多学者甚至直接使用“guanxi”、“lishu”等中国情境特有的构念来突出中国政企间关系的独特性。“政治关联”被定义为组织与公共权力机构及其成员部门之间建立的一种用于边界拓展和资源交换的个人或组织联系，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能够促进社会互动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Sun et al.，2010，2012）。长期以来，这一构念被广泛运用在管理领域，被视为新兴经济体内企业克服“制度缺位”的有效策略。

中国制度情境下，“政治关联”被部分站在西方理论视角下思考问题的学者视为处于低质量制度或制度真空环境中的企业维持生存与获取租金的有效甚至是唯一手段（Khanna et al.，2005）。例如，政治关联不仅能保护企业不受诸如“摊派”等来自政府的价值侵占（Zhou et al.，2020），更能通过拓展社会网络（Sun et al.，2010）、独占创新收益（Zhao and Tan，2021）、提升组织身份（Li and Liang，2015；Wang et al.，2012）、获取价值资源（Genin et al.，2021；Li et al.，2018；Wang et al.，2012）等形式促进企业国际化和创新绩效。另外，由于政治关联是社会嵌入性的，其所产生的有价值资源和能力往往具有难以模仿的优势（Sun et al.，2012）。然而，立足于西方理论视域来思考问题的学者们在建构中国情境下“政治关联”时，依然掺杂了认知偏狭性，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低制度质量环境中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在更多情境只会掣肘、拖累企业发展。比如，有研究发现过度依赖政治关联会使企业逐渐丧失自主创新和公平竞争的动力与能力，最终只留在本土市场“偏安一隅”（Bai et al.，2021；Cuervo-Cazurra and Li，2020）。此外，与政府建立密切的关联还意味着需要努力满足其特定期望，这无疑会作为一种制度负担挤占企业的创新资源（Zhao and Tan，2021；Zhang and Greve，2018）。

实际上，政治关联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仅普遍存在于被认为是“低质量”的制度环境中（Sun et al.，2012）。事实上，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关联也十分普遍，甚至不同于非西方国家中作为嵌入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制度工具，而是以一种正式的制度形态存在（Zhao and Tan，2021；Sun et al.，2010），如美国选举经费制度允许民间资本以捐赠的形式支持政客参选。此外，现有关于中国情境下政治关联的论述是高度失真的。比如，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企业尤其是天然缺乏与政府联系的民企需要通过政治关联来谋求生存所必须的资源，而代价则是与政府共同抉择，满足其政治意志（Zhang et al.，2016；Chen et al.，2011）。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经过多轮的市场化改革后，无论股权结构与规模大小，依然受到政府意志强烈作用而在战略建构过程中备受约束的企业并不多见。相反，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制度资源，更多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但非必要的条件，且其重要程度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弱化。

2.认识论的偏狭观

（1）“国企低效”的认知观点。有部分研究提出，政府干预或国家参与对企业的市场表现存在负面影响。在这一观点影响下，国有企业被部分西方学者视为“正在死去的恐龙”、“注定会被‘肢解’的巨人”或“一场失败实验的遗物”等（Sallai and Schnyder，2021；Hassard et al.，2010）。他们之所以存在如此认识论，究其根本在于国有企业的存在被视为有悖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中所谓“通用的”公司理论。以这一流派下最为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会滋生道德风险，而受托经营的代理人有动机以牺牲委托人利益为代价追求自我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1976）。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实质委托人缺位及监督机制缺失的国有企业被认为会存在相较于私人企业更为严重的双重代理问题（Cuervo-Cazurra and Li，2020；Zhou et al.，2017）。加之产权界定不清晰、政府过分干预等问题的存在，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国企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绩效“注定”远低于私营企业（Inoue et al.，2013；Dharwadkar et al.，2000）。然而，这一论断需严格建立在代理人与委托人存在根本利益分歧，且前者是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之上（Bruton et al.，2015；Jensen and Meckling，1976）。但这些源发自本就利益割据、阶级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假设是否适用于我国情境，需要被打上问号。另外，在所有权理论视角下，国企被认为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以政治目的作为其核心目标（Cuervo-Cazurraa and Li，2020；Li et al.，2017；Wang et al.，2012）。综上可知，在西方理论视域下的国有企业被认为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会具有“国企劣势”，且将注定为“崇尚高效竞争”的市场所淘汰。

然而，上述观点立足于西方情境和西方理论框架，不加辨析地被拿来分析中国情境下的国企问题时往往“有失偏颇”：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和创新追赶过程中确实承担着更多的政治任务，但不能片面地将国企与私营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目标“一概而论认为是冲突的”。尤其是在经历股权分置改革等多轮相关制度变革后（Genin et al.，2021；Zhang and Greve，2018），中国的国有资本型态已逐渐转为以大型央企为顶层资源协调中心（如中电集团）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不同功能的执行者（如海康威视）的双层结构（Hassard et al.，2010）。在这种结构下，负责具体开展经营与创新活动的国企拥有极高的决策自主权和经济激励，而并非深受西方理论浸润的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戴着镣铐起舞”。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一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可以带动国家经济运转的“发电机”，来自政府的制度支持已经被证明对中国国企的创新能力提升有重要影响（魏江、陈光沛，2022）。从制度观点来看，我国国有股权的存在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得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即强政府可以通过要素供给驱动企业创新，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关键资源，例如土地、资金、技术等核心要素资源，并通过控制和分配这些要素资源引领着创新的方向。当政府想要鼓励某一领域的发展时，国有企业会优先享受来自政府的资源激励与特惠政策，并作为冠军企业带动整个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制度型市场”的出现正是体现了国有企业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追赶过程中所起到的支撑性作用（魏江等，2016）。例如，南车、北车在政府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促进高速铁路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路风，2019）；海康威视在“平安中国”“智慧城市”等政策以及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所催生的制度型市场中带领整个产业快速发展。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情境下，国企作为一种具有市场和政治双重属性的混合型组织（Bruton et al.，2015），能够通过政府控制和分配要素资源，并在引领创新方向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盲目地为中国国有企业贴上“低能”“低效”等“歧视性标签”的认知观点理应受到质疑。

（2）“关系至上”的认知观点。这一观点的基本逻辑是，中国被认为缺乏完善的用以支持企业市场活动的制度环境，而导致市场内的非国有企业需要通过与政府机构建立政治连带关系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资源（Chen et al.，2013）。中国关系主导型的社会结构下，企业主动寻求构建政治连带的行为被认为广泛存在（Haveman et al.，2017）。然而，不同于西方情境下提出的企业政治战略，即企业通过游说、集体行动等方式来影响政府政策走向和制度环境朝着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方向发展（Ehrlich and Jones，2016），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却被异化为：企业以政府官员为战略实施对象，通过“行贿”等寻租行为嵌入非正式制度环境，以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这背后暗含了“中国制度环境下存在大量低效执法、不严格执法等问题”的主观认知（Carney et al.，2016），为企业通过构建“政治连带”而影响政府末端政策的执行和监管提供了“机会窗口”。另外，部分基于西方理论视域的学者们还笼统地将中国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视作企业构建政治连带以获取资源的表现（Jiang et al.，2021；Zhou et al.，2020；Zhang et al.，2016；Chen et al.，2011）。而这些认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核心观点，即中国“不成熟”的制度环境内存在“关系至上论”“唯关系论”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特点。

事实上，这种观点具有强烈的认知偏狭性特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首先，从定义来看，“政治连带”是企业与公共威权机构及其相关部门建立起来的一种用于边界拓展的个人或组织联系，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制度安排（Sun and Wright，2012）。但在将这一构念迁移至中国情境的过程中，迎合西方理论基本逻辑的学者们则随即为中国监管机构贴上了“因人而异”等标签。其次，从前因来看，尽管转型期中国动态的制度环境的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公平程度下降、阻碍创新等结果。相反，中国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这为企业通过制度创业获取非对称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中国企业有机会将自身所拥有的能力、资源和特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拼凑组合，逐步形成自身的优势，反过来促进制度建设。最后，从过程来看，中国情境下对于政治连带的分析不能只聚焦于“个人层面”，更不能片面放大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公平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关注到企业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完善党建工作等组织层面的政治连带对制度完善、创新追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3）“制度落后”的认知观点。“制度”原指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为设计用来约束、规范和塑造社会互动过程的规则、规范和程序（North，1990），通过规定“能”或“不能”来治理社会活动（Peng et al.，2009）。从这一角度来看，很难从单一角度或以某一国家的制度环境为基准来衡量和评价制度。然而，现有以西方管理情境为基石的现代学术框架中，市场的力量被无限放大，学者们探索和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思路往往是以市场在经济运行中拥有绝对优先地位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制度往往被“去情境化”，被笼统地认为是用以支撑市场自由、高效运转的工具。尽管历史进程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要素上相差甚远，但这一客观事实为部分学者所忽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不符合西方发展模式的企业实践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倒退和经济溃败，并以欧美为模板构建了一套自认为“完善”的制度质量评价标准。

事实上，这种根据绝对的制度质量评价标准而主观地为其它国家贴上“制度落后”标签的做法也常受到质疑（Cuervo-Cazurra et al.，2019），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首先，“制度”内涵决定了制度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无关于制度的型态特征，而应该取决于规则、规范以及程度等制度要素治理和支撑社会活动的效率和程度，如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套用一两个西方国家的模板去评价其他国家的制度质量的做法明显不妥。其次，人文、地理、经济、科技等国情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适用的制度在型态特征上本就不尽相同，甚至有云泥之别，这一观点其实已经成为了共识（Yao et al.，2020；Liou et al.，2016；Jiang et al.，2015；Dikova et al.，2010）。例如常见于资本主义金融市场中的做空、利息以及债务交易等相关制度并不被恪守伊斯兰教法的部分中东国家所允许。因此，仅仅因为制度形态的差异就认为是“落后”或“不发达”的认知，其本身就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最后，制度本身是不断演化的，且其演化路径受限于特定的时空条件（Pache and Santos，2013；Zhang and Greve，2018；Cuervo-Cazurra et al.，2019）。从这个逻辑出发，期望去某个制度环境中找寻一套普适性的质量评价规则似乎意义不大。

事实上，来自后发国家的企业往往具备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的竞争优势，且这种往往根植于当地独特的制度环境。例如，中国独特的制度形态特征背后蕴含了驱动中国企业构建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非对称资源。而当我们立足于西方理论视角来思考这些竞争优势时，它们则往往被视为“无用的”“不屑一顾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部分西方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特有的某些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对象或活动有着积极的影响，正由于这些制度与他们所定义的“好制度”相去甚远，甚至存在某些相悖的原则和思想，他们大多使用国家特有优势（CSAs，country-specific advantages）、政府创造的独特优势（GCAs，government-created advantages）等暗含“西方制度意味”的概念（Bhaumik et al.，2015；Ramamurti and Hillemann，2013；Bruton et al.，2021b）来解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取得的发展，而“巧妙”地绕开了从制度角度解释这一问题会引发的逻辑自洽难题。

3.方法论的偏狭观

构念的效度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概念化程度和操作化程度。前者关注其测量是否与构念本身在理论中的定义保持一致（即内容效度），后者则关注其测量与可观测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与构念及其背后理论所预测的相一致（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我们发现，现有很多西方作者用于对非西方国家描述的概念存在严重测度低效等问题。接下来，我们具体说明有关构念的内涵与其测量方法上存在的偏差和非一致性等问题。

（1）有关正式制度的测量。“制度质量”的提出往往是基于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优劣”的目的，而现有关于制度质量所谓“完备”“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西方的制度基础和治理逻辑为标杆的。最为典型的，包括World Bank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s）、Polity IV在内的多个被广泛采用的指标中都有大量关于普选、政治权力分配等体现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元素（Alonso and Garcimartin，2013）。然而，姑且不讨论一个好的政治体制究竟如何被定义，仅就用包含这些元素的指标去评价制度质量，并用其解释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而言，其偏狭性一览无余，因为稍作辨析就会发现，这些政治元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线性的，更不是正相关的。例如，南美、东欧很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效仿西方制度体系塑造其制度形态，整合了许多被欧美珍视的政治元素，但远不能说其经济发展就比中国成功。因此，将西方的制度模板作为绝对标准去定义制度质量是明显不妥的。许多跨文化领导力研究也同样发现，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存在一套在全部文化情境中都凑效的管理制度（Jiang et al.，2015）。因而，制度质量的相对观逐渐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客观、中立的评价方式（Cuervo-Cazurra et al.，2019），包括“制度距离”、“制度鸿沟”等中性构念被学者所接纳并应用到国际商务研究中（Hernández and Nieto，2015；van Hoorn and Maseland，2016；Liou et al.，2016）。相对意义的制度距离承认并包容了不同国家与地区在政治规则、司法体系、创新体制等正式制度及文化习俗、道德标准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多元性（Dikova et al.，2010）。

除了在定义构念和相应的测度指标时就已然先入为主，这些被学者所广泛采用的制度质量测度指标在实际构建和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问题，甚至常常自相矛盾，存在操作化程度方面的问题。目前，学者们对“制度缺位”的测量大多是将“弗雷泽研究所指数（Fraser Institute index）”“政府支出水平”“对市场的监管程度”等视为衡量某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制度缺位”程度的代理指标。然而，这种测量方式存在三方面的弊端：首先，局限于市场活动相关的正式制度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提供等效或替代功能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Doh et al.，2017）。其次，笼统地将这一测量方式下的“制度缺位”用于解释市场内所有经济活动，而未能进一步区分不同经济活动（例如，公司治理和产业关系）所引致的“制度缺位”表现形式差异。最后，过分夸大了基于单一基准的制度特征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有学者指出，某些基于“协调”形式（例如，网络等非正式制度的协调方式）的制度可能会在短期内限制市场自由（Bothello et al.，2019），但会促进长期关系投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无疑与“制度缺位”提出的基本出发点相矛盾。

另外，目前绝大部分极为流行的关于制度的指标和数据来自于受访者的打分和评价，其实质测量的是对制度质量的感知而非制度质量本身，因此饱受争议（Thomas，2010）。例如，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就涉及到国际投资人对法律、行政质量、腐败程度、价值侵占风险等的主观评估（Acemoglu et al.，2001）；由Kaufmann等（2003）搜集并被广泛采用的一套有关政府治理效果的聚合指数同样由对公务员服务质量、政府公信力、官僚体系质量等制度要素的主观评价构成；即使是认可度最高的WGIs，其包含的政治稳定性、法律规则、对腐败的控制等多个指标也都是测度的感知而非制度质量本身。然而，事实却是人们对某件事物的感知和该事物本身的真实情况可能存在巨大落差。比如，有研究发现对腐败程度的感知与真实的腐败水平往往相去甚远（Seligson，2006）；对政府产生信赖感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的治理能力突出，可能仅仅是因为政治宣传工作到位（Van de Walle and Bouckaert，2007）。此外，用感知测量制度质量还存在一个更为致命的缺陷，即从纵向看，WGIs相关指标的波动反映了制度质量的变化，但实际上人们对制度质量的感知受到太多“杂音”干扰，不能简单讲感知的变化等同于制度质量本身的变化，最为典型的是，大部分使用WGIs数据的学者在探究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由于前者对后者的作业具有滞后性，但受访者会根据对当下经济情况好坏的感知，来对制度质量做出负面的评价。

实际上，尽管上述有关制度质量的指标被各国学者所广泛采用，但有关其构念效度的批评一直存在。例如Thomas（2010）发现，WGIs的很多指标在构建时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持，自然也就没有源于理论中的先验关系，导致根本无法测量相关构念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因为没有可以用来验证的关系。此外，WGIs各个构念之间的理论关系也未经过充分论证，致使不同构念测度的内容可能高度重复。实际上，Kaufmann等（2008）检验2007年的WGIs数据时发现其多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9，政府治理效果和规制质量的相关系数更是达到0.95，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指标是否真的是在测量不同的构念。而在构念的内容效度上，大多数指标从定义上就偏离了其原本想指代的概念。例如，WGIs的法律规则指标被定义为“行动者遵守并对社会规则持有信心的程度”，其明显缺失了法律规则这一概念（无论被谁定义）中有关稳定性、效能、公平等要素（Thomas，2010）。Glaeser等（2004）更是直接指出这些所谓的制度质量评价指标实际测度的都是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结果，而非制度本身所涉及的结构与规则，自然也无法表征制度质量。例如，Polity IV数据在地区经历领导人换届后的得分显著提高，即使新上任的行政官员出台了破坏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度，因此其实质测量的是选举结果而非制度质量（Glaeser et al.，2004）。

（2）有关非正式制度的测量。正如前文所述，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在新兴经济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目前有关政治关联的测量主要落在3个层面（Sun et al.，2012）：组织对组织、个体对个体以及个体对组织，分别对应组织层面的制度安排（如国家所有权或隶属“lishu”关系）、个体层面由经理人与官僚构成的社会网络（即所谓“精英圈子”）、个体—组织层面的高管政治背景。其中，相比于有明确定义和大量研究作积淀的组织间正式联系和包含了商业与政治精英的社会网络，通过高管的政治背景来测度政治关联的做法在中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理逻辑下有着特殊的意味，并也因此常常背离其构念的核心要素。在中国情境下，个体—组织层面的政治关联主要有两种测量方式，分别为高管是否有从政背景，高管是否被或曾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Jiang et al.，2021；Zhao and Tan，2021；Bai et al.，2021；Zhang and Greve，2018；Zhou et al.，2020；Zhang et al.，2016；Sun et al.，2012；Chen et al.，2011）。然而，我们通过对采用这些测度方式的文献开展文本内容分析后发现，政府任职及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经历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其内部信、效度并不满足实证研究要求。

具体而言，首先，相关研究在对从政经历和当选为两会代表的释义和运用上表现出高度的不一致性。例如，高管具有从政背景既被认为会提高企业对政治资源的依赖进而使其更受制于政府意志（Jiang et al.，2021；Zhou et al.，2020），又被视作企业管理对政府的依赖以实现自我意志的资本（Bai et al.，2021；Zhang and Greve，2018；Zhang et al.，2016）。即使同样认为高管从政经历是打破政治“铰链”的工具，学者在建构研究时所采用的逻辑也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Bai等（2021）在探究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时提出，因为高管在履职时需要放弃政府职位，会切断企业的政治联系，导致其对政府的依赖被减弱。相反，Zhang和Greve（2018）等则认为，高管有过从政经历不仅不会弱化政企关联，甚至还会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而企业之所以能保持较高的决策自主权也不是因为其对政府的依赖减小，而是其与政府议价（即“共同抉择”）的能力更强。此外，绝大多数研究将从政经历与两会代表身份等同，即认为由高管曾供职于政府或被选为两会代表所产生的政治关联是同质化的，其对企业诸如政治战略、企业社会责任等行为与绩效的作用机制与效果并无差异（Zhao and Tan，2021；Zhou et al.，2020；Zhang and Greve，2018；Chen et al.，2011）。然而，在部分研究中，从政经历和两会代表身份被认为表征了政治关联的不同维度，甚至本身就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Bai et al.，2021；Zhang et al.，2016）。如Zhang等（2016）认为高管从政经历所带来的政治关联是十分深厚且稳定的，且多发挥能够保护企业权益的缓冲垫效应，由高管两会代表身份所产生的政治关联是后天被授予的，需要企业通过不断开展政治活动来加以维系，故更多表现出与政府共同抉择的捆绑效应。

其次，高管从政经历和两会代表身份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其内部效度也是明显不足的。在对标西方范式开展的研究中，经历多轮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国企乃至部分完全由创业者从无到有建立的私企，仅仅是因为有一两名高管曾供职于政府，或是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被视作强政治关联性的样本纳入研究（Bai et al.，2021；Zhao and Tan，2021；Zhou et al.，2020；Zhang et al.，2016；Zhang and Greve，2018）。尽管我们承认代理变量的选择本就是有偏的，但只要了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就能分辨出这种做法的不妥。以高管从政经历为例，尽管学者在建构政治关联时侧重于突出其作为独立的学术构念与国家所有权在表现形式、作用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Bai et al.，2021；Sun et al.，2012），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两个构念所指代的主体高度重叠——董事会中有政府就职经历的企业大都为国有企业（Musacchio et al.，2015），由此产生至少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区分基于高管从政经历测度的政治关联与国家所有权所刻画的组织群体，那么不管是从实证设计还是理论推导的角度，政治关联都不具备成为一个独立研究构念的必要性，因为很难判断其伴随的效应是否是由国家所有权产生的。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战略决策是经理人在经济目标和政治利益之间议价、妥协后的结果，不再由政府代理人单纯出于政治目的而做出（He et al.，2016）。从这个角度上讲，曾供职于政府与曾供职于企业、高校等其他形式组织作为高管的职业经历并无本质差异，并不能真正表征组织政治关联程度的高低。

因此，采用高管从政经历或两会代表身份来测度组织政治关联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学者甚至是许多华人学者对西方范式的生硬照搬和效仿。简单将高管的政治经历、政治身份与组织层的政治关联等同，这在西方的制度框架中尚具一定解释力，但在政治体制与公司治理体系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情境下是站不住脚的，体现了学者在“拿来”西方构念时忽视了其内核和适用边界。

诚然，以西方情境为基础构建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已经相当成熟，经典的西方理论框架也的确为中国本土理论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源和方法工具。然而，任何看似科学的理论结论都有其预设的前提假设和适用边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地域和制度也存在显著差异（丁元竹等，2021）。如若我国学者在探索理论的过程中懈于批判和反思这些理论和构念的前提与预设，直接采用“拿来主义”，便可能会造成用带有西方“标签化”烙印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现实管理情境，进而产生“自我否定”的奇怪局面，明明在中国情境下行之有效的管理实践创新却成为西方理论视角下难以理解的经验碎片。更为关键的是，如今产生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经验与智慧已经过多次检验，具备了支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和发展适合解决本土真实管理问题的方法体系的良好条件。过去十多年中，不少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从中国经验与实践出发，形成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一味地寻求挂靠和融入西方理论框架可能会使得我们的管理学在原创理论和方法发展方面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基于上述评述的结果，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3个方面出发，针对性地提出3点呼吁和建议。

其一，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故事中提取和凝练能够有效刻画中国独特情境的概念本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成功无不源于对中国制度、市场、技术环境的深刻把握。那些发源于西方管理情境的构念和理论框架在解释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时必然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契合甚至矛盾。这就要求学者们立足于中国情境，从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中发现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独特元素及其作用于企业实践的底层机制与背后规律，进而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本土理论和本土构念。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市场被冠以“高度动荡性”：不同地区消费者需求差异巨大且消费需求偏好变化迅速、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等。若基于西方理论框架的观点来看，这种特质是阻碍本土企业的涌现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动荡的市场环境实际上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向高端市场阶梯式提升的经济基础，进而为中国后发企业的创新追赶提供了独特情境。如若忽略对中国独特情境的刻画，则很难探索和揭示那些蕴藏于中国企业成功管理实践背后的内在规律。从这个角度出发，本研究至少是一次勇敢地尝试，我们既采用了世界通用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也结合了中国实际，对那些曾被奉为圭臬的概念、做法、范式进行了检验，并提出质疑。也借此，我们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敢于批判，敢于用真正的中国管理问题去颠覆至少在中国情境下是伪命题的西方理论和概念，以事实为依据去开发和传播中国管理理论。另一方面，当学者们期望立足于中国情境建构理论的过程中，谨记这些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提出要立足于客观实践，避免“纸上谈兵”，那些单纯建立在想象之上而提出的所谓“理论”一定是立不住脚的，要敢于在建构本土理论的过程中凝练和使用由我们自己提出的、能够准确刻画中国独特情境的本土概念。

其二，在矫正西方理论框架下概念本体的内涵及并明确其适用边界后，更要基于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客观认知，向国际学术社区提出中国故事和管理智慧，使真正回答而非歪曲中国企业发展规律的观点与理论成为主流。长期以来，受以西方理论为基石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影响，学者们往往按照西方制度和文化来思考外部世界。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提请学者们谨慎使用和客观看待国际期刊上提出的“新名词”，尤其是对西方学者甚至华人学者提出的很多概念要加以辨证、客观地认识其理论预设和基本内涵。我们特别建议要“打破对英文期刊的迷信”，但仍然继续鼓励在高水平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不能“回到只发表中文文章的时代”，不能认为“要传播中国智慧，就要回到‘故纸堆’去寻找3000年前圣人的管理智慧”……事实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从来不是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而是让中国管理智慧成为全球管理思想百花园中的一部分。对此，学者们要“以铜为镜”，一方面要用全球化思维审视西方学术话语的通用合法性，避免出于“功利”目的而曲意迎合西方理论架构下的认知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主张要用全球性话语体系去讲中国故事，理直气壮地坚持用全球“听得懂”的话语去传播中国管理实践和智慧，用自信而不盲目自信的中国风格来实现东方管理智慧的广泛传播，避免落入西方学者创造的话语体系陷阱，时刻警惕对话语体系的完全独创，否则只会“画地为牢”。

其三，采用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方法来界定和测度中国情境下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模型，避免受西方管理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影响而“不明就里”地跟风使用那些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代理变量。一方面，学者们需要意识到，一味地挪用和照搬根植于西方情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非西方情境的管理实践问题时可能会出现测量低效度和构念内涵一致性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目前理论界仍存在过度追求研究规范化、推崇复杂定量研究与艰深模型的倾向（王永贵等，2021）。究其本质原因在于，部分学者缺乏通过真正扎根实践来探索中国实际管理问题和企业独特运行规律的勇气和决心，而盲目地跟风使用现有西方理论视域下的“通用”测量方法，一味地迎合所谓国际主流期刊的“审美”。综上，我们建议中国学者们要坦坦荡荡地、扎扎实实地去分析当下中国管理场景和智慧，以实践案例和数据来开发适用于本土情境的研究方法，采取严谨科学的方法论来论证和检验我们提出的本土理论观点，使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强的解释力、更高的合法性。原因在于，唯有基于本土情境下的管理实践问题提出的理论研究与科学方法才更加具有现实性、更加贴合本土情境。

信息来源：管理世界

编辑：应瑛

审核：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