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孔祥宇教授将以党的100年发展历程为顺序,以党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为主干,全景式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

栏目策划：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祥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作者 庞璐 编辑 潘奕桥 方舒婷 腊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后离不开无数先辈的努力，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伟人则是觉醒年代的先锋者。从1914年一见如故到1921年合作建党，无数的书信承载了他们的政治抱负。在上海和北京两个主战场，在反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坚持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建党先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落下了崭新的一笔。

这是1920年2月的某一天，将破晓之时，北京城内寒风萧萧，一辆骡车沿着城中大道不紧不慢地走在通向朝阳门的路上。车中坐着一位生意人，他头戴一顶半旧的毡帽，身穿一件油渍斑斑的上衣。车前坐着的人一副商人模样，身旁带着几本帐簿，正吆喝着牲口向前赶路。车子到了朝阳门，城门两边的警察同时举起了枪，并大声喊道：“站住！干什么的？”那位商人镇静地说：“下乡讨债的！”警察们未觉有可疑之处，便将他们放行。商人又从容不迫地赶车前行。商人打扮的是李大钊，车内坐着的人正是陈独秀。

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担负改革文科、整顿北大的重任。1918年2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二人开始共事，此时他们已是相识四年。自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便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这一年12月，他们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此开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新阶段。

然而，事情发展并不顺利。1919年5月4日下午，以北大学生为首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进行游行示威。军警出面控制事态，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为了营救其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遭到反动当局逮捕。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

虽是走出了监狱，但警察厅依然对陈独秀的行踪进行严密的监视，并规定他如果要离京必须报告。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据李、陈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忆，当时正值年底北京一带生意人来往各地收账之际，于是便出现了故事开始时的场面。途中二人的谈话内容旁人已难以知晓，但不可否认二人为建党所做出的努力，“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便由此被广泛传开。

此后，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两人在通信不发达、相距千里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书信“相约”。然而书信之“约”不但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更有说不清的一些问题。于是，李大钊便将“相约”的方式转换为书信与“信使”相结合。在往来通信的同时，派出张国焘、张申府到上海了解建党的情况。1920年上半年，随着荷荷诺夫金和维经斯基的先后到访，陈独秀、李大钊分别进行活动筹划建立共产党。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一个简单的党纲，在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后，将党的名称定名为“共产党”。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11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创办了秘密党刊《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竖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

此后，陈独秀以上海、广州为中心，李大钊以北京为中心，分别发动，又互相联系，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而积极工作。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把革命的火种从北京点燃到上海，又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形成星火燎原之势。1921年初，维经斯基带着陈独秀的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并就举行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至此，维经斯基离华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筹备工作就实际地开展起来。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是“南陈北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商议“相约”的；是忠厚耿直、顽强不屈的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率先启动的；是思想深邃、性格倔强的陈独秀以自觉的行动，完成了从局部、个别迅速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形成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约建党”的生动局面。由此，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