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李大钊称颂为“万里拓荒，一身是胆”；他被周恩来赞誉为是一位对建党多有贡献的“忠厚长者”。

他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大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党史人物——杨明斋。

今天我们继续讲述杨明斋的故事。

杨明斋1938年牺牲前的遗照

致函苏共中央总书记

为调查清楚杨明斋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的情况，我们又开始了非常困难的调查。先是通过外交部和我国驻苏联使馆向有关方面了解，但收效甚微。我们又向苏联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杨明斋可能居留过的地方发函、请求帮助，收效也不大。我们曾收到上述一些地方苏联党政负责人的回信，都说没有发现有关杨明斋的材料。后来，我们收到了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历史文献和哲学研究所学者科米萨罗夫的来信，称他到莫斯科进行了调查，访问了专家，告知我们说“杨明斋被处决了”。这一情况，让我们的心情非常悲痛，这位忠厚长者究竟是何原因、在何时遭此命运的呢？我们连发了多信，再无回音。

从另外渠道也传来不祥的信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告诉我们，在30年代的国民党报纸《社会新闻》上，曾有苏联将杨明斋“充军唐巴斯”的报道。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同志，给我们寄来了苏联科学院顾问郭绍棠访问该纪念馆谈话的材料。据郭绍棠分析，杨明斋可能是在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被捕了”，不是“病死了”。因为他认识杨明斋，“如果是病逝，我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在调访深受苏联这次“肃反”扩大化之害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张报同志时，他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张老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中国同志都受到镇压，其中很多死于西伯利亚或其他流放地。”

但是，杨明斋的具体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决定直接向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求助。

1988年10月，我执毛笔用汉语向苏共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杨明斋这位历史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了这位忠厚长者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精神，介绍了我们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希望得到帮助。

令人庆幸的是，仅过了几个月，即1989年2月，我们收到了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写来的回信。

这位所长在信中说：“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信中依据存档文件说明了杨明斋在苏经历。他在1930年1月越过中苏边境后，先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当中文教员，后又到海参崴《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作为“非法越境者”流放托姆斯克，至1934年8月流放期满，赴莫斯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和校对。吉塔连科所长告知我们：“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我们原先那些不祥的分析，果然不幸被言中了。但是，叫人略微欣慰的是，吉塔连科还告知我们，1989年1月苏共中央已做出决定，对于包括杨明斋在内的“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吉塔连科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他还曾出任俄中友好协会主席，通晓中国传统思想和精神文化，经常组织科研活动。我们非常感激他代表官方给我们的回信。

吉塔连科

这就是杨明斋最后的下落。我们苦心寻找了10年，结果令人感动又使人感慨万千。历史终于让这位被隐没了几十年的党史人物，重现在我们面前。如今，杨明斋已过世多年，许多一直怀念杨明斋并向我们提供过重要史料的老同志如黄秀珍、曹靖华等，也去世多年了。诸老如若有知，他们也会感到欣慰的。

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

虽然找到了很多新的信息，但杨明斋究竟是怎样被诬陷而牺牲的，我们还是知之甚少。苏联远东研究所学者只是向我们透露了非常简约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学者难以置信。他们怀疑吉塔连科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可能由于“译名的不准确”，错把他人的档案当作杨明斋的档案。（《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六期）。199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师哲回忆录》，书中谈及他三十年代在苏联工作时了解杨明斋的情况；再后来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搜集到杨明斋1932年10月21日写给张国焘的亲笔信；同时我们也从其他渠道从俄罗斯学者那里得到一些资料。这样，我们对杨明斋在苏的最后岁月，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杨明斋在致张国焘的信中，讲述了他这次赴苏的经过及被“充军”的情况。他说：“1930年春，我从中东路边线上投到苏联政治管理局，在伯利总政治管理局坐了十三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许可，做了八十页的报告书。书内无非是说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案件和政治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对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地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于群众，不可照旧的利用群众虚张声势。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书上后，在远东作了些小事。”可是，“1931年正月把我充军于托木斯克”。（《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此说与吉塔连科来信在时间方面基本相一致，杨明斋确实于1930年春越境赴苏，1931年初被充军流放于托木斯克。

值得注意的是，杨明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八十页”的报告。这“八十页”的报告已难以看到，但其主要内容，我们从杨明斋的信中可知是对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以及中共党内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对农民的组织”，这反映了杨明斋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功底，实属可贵可敬。更令人赞叹的是，在流放期间他仍没有放弃斗争，一方面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埋头写书，系统阐发他的意见。他曾考虑将此书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至1932年10月他给张国焘写信时，书稿已写出230页，完稿时将达500页。

杨明斋此时致信张国焘，是因为“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的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杨明斋这里说的令他不安的第三国际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是一个怎样的文件，一时还难以查清。但从当时紧跟第三国际并统治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推行情况来看，可知一个大概。当时王明一直按第三国际的指示开展反右倾的斗争，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及与右倾调和的态度”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推行过左的政策，认为在中国“深刻的革命危机迅速地成熟了”，“中央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杨云若编）1932年春天，第三国际派军事顾问来中国，以后取代了毛泽东等的正确军事指挥。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批判毛泽东“右倾”，接着解除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当时，远在托木斯克的杨明斋也经受着苦难的流放。他们都是因主张实事求是，反对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而遭难的。                                                                                                                   

可是，无论是张国焘（此时他已从苏联回国），还是王明（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质问和要求。                                     

其间，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在1934年前后到托木斯克去看望过杨明斋两次。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中记述了杨明斋在托木斯克的拮据生活和耿直品格。师哲在回忆录中说，1933、1934年间，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叫杨明斋的，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国共产党人，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师哲借出差机去看望了他，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屋内一片狼藉。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师哲与他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可是杨明斋愤愤地表示：“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说，他在西伯利亚工作期间，听说杨明斋于1936年病逝于托木斯克。其实，这位极能经受困苦折磨的山东大汉这时并没有病死。

前述吉塔连科给我们的回函中说，“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这是他们受苏共中央之命查阅了相关档案给我们负责的答复，不会出现“译名的不准确”或“错把他人档案当作杨明斋的档案”之误。我们从其他渠道也得知，我们1988年10月26日从北京发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要求查找杨明斋在苏下落的信函，苏共中央收到后于11月15日批转给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委托该所回复中国学者相关情况。具体操办者是石克强即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舍维廖夫教授，他查阅了俄罗斯档案馆以及克格勃档案馆相关的档案，写出材料，经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审定签署并以自己的名义，于1989年2月8日从莫斯科发给我们中国学者。他们不仅准确知道杨明斋的姓名，还知道杨明斋在俄使用的姓名（施密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杨明斋是第三国际和苏俄与中共开始建立联系的一位知名人物，怎么会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呢？

我们还得知，1934年8月16日，刚回到莫斯科的杨明斋曾向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要求回国工作，未准，就又埋头他的写作了。稍后杨明斋又提出要求恢复因流放失去的中共党籍，又一直未果。

1936年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并很快造成严重的扩大化。1937年杨明斋被认为是“动摇分子”被捕过一次，不久被释放。可是，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杨明斋。杨明斋这次以沉默相抗，最终未经诉讼就被判为死刑，于5月26日惨遭杀害。

很显然，杨明斋牺牲的深层原因是他勇敢地反对第三国际和苏俄在中国革命指导方面的错误，直接的原因则是苏联肃反扩大化对他的诬陷。因此，吉塔连科回函向我们通报杨是“以被捏造的罪名”“牺牲”的同时，还通报说“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我党的一位元老就这样牺牲了，这真是一个不愿信也得信的不幸事实。

然又所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忠厚长者杨明斋的英名及其业绩，终于彪炳于天下。

正如伍修权和曹靖华生前为我们和平度县党史办编著《杨明斋》一书的题词那样：“杨明斋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孜孜不倦工作的伟大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杨明斋同志革命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