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政府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政府和官僚体系，都是为实现皇权的统治而服务的。无论是秦汉“三公九卿”还是隋唐“三省六部”，无论是宋元“二府三司”“一省两院”还是明清内阁制，都是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而设置的集权工具。正如司马迁《史记》所言：“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作为政党政治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无论其掌控权在不同政党之间怎样倒手，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总统、总理、首相等政府首脑，虽然其各自国家的政体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政的代言人。针对这种政治现象，恩格斯深刻指出，“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区别于以往一切旧政府，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而存在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把为人民服务、推动国家发展作为不懈追求和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基础就好比气候，政府体制就像衣服一样，气候出现冷热变化，衣服也随之增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和特点，人民政府不断改革调整自己的职能定位和内部架构，使行政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此时我国行政体制的建立和调整，基本上围绕着这一主要任务来进行。从最初政务院35个部门开始运转，到195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再到1956年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我国行政体制从零起步，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不断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的行政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而建立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政企不分、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20世纪50-70年代，仅机械工业领域就有七八个部委。后来发生了十年内乱，使国家行政体制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机关得到大规模恢复和重建，但同时也带来机构臃肿、效率不高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自此，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工作不断深入的需要。这些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使政府角色发生重大变化，由“全能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各方面行政职能不断优化、逐步规范，实现了政府职能体系的重大转变。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新行业新业态新领域不断涌现，我国行政体制也围绕这些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围绕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合理设置地方机构4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对政府职能和结构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堪称一次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按照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可以预见，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效能的初步显现，一个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回顾过去7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我国基本政治架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中国式行政。它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能够充分反映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能够调节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经济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有序发展。

（摘自《中国制度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