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师为范

—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1998级博士研究生 李小英

  我于1998年考入山西大学，师从彭堃墀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从天津大学的光学工程专业毕业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而博士改成了对理论基础要求比较高的量子光学专业。若没有导师的悉心指导和鼓励与鞭策，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学业，更不可能喜欢上这个专业、并投身于量子技术的研究。前些日子，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山西省教委发布的、号召全省教师向彭堃墀院士学习的通知后，与导师交往二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便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2001年8月拍摄于芜湖长江大桥，谢老师（左五）、彭老师（右二）与翟泽辉（左一）、李永民（左二）、李小英（左三）、荆杰泰（左四）、张晋彪（右一）和王海波（右三）

导师非常勤奋。在光电研究所读书期间，我去自己的学习室，总要路过导师的办公室。他不仅白天在办公室，晚饭后也会去办公室工作。自从做了导师的学生，原本比较散漫自由的我，慢慢地改变了学习和工作习惯，明白了舍得下笨功夫的重要。

导师有一双慧眼，能很快发现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长处。根据我工科背景较强的特点，导师让我主攻实验。实验室的系统很复杂，装置庞大，我跟着组里的老师和师兄做了一年才基本搞清楚各个工作环节的原理和联系。后来改进其中激光器花了一年，让系统的各个环节协调运转又花了一年。在整个系统即将运行的几个月里，我脑子里除了实验，什么都不想。

导师治学非常严谨。不出差的时候，每天都要来实验室。在改进后的实验系统第一次正常运行的那一天，一起做实验的老师和学生们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采完数据。第二天上午汇报完实验数据和结果后，导师说这是国际上第一个连续变量密集编码的实验，一定要确认结果可重复，说完就和我们一起进了实验室。大概实验室的仪器也因为熬夜而疲劳了，激光器一直不太稳，直到深夜才开始正常运转，等把实验结果重复出来，又到凌晨时分了。

导师的眼光很长远。虽然所里的科研任务很重，但他积极地为所里的年轻教师创造国际交流和出国进修深造的机会。在我读博士期间，导师组里的两位年轻教师分别去美国和澳大利亚进修了一年多，所里其它实验室的年轻骨干教师也基本上都有出国进修一年以上的经历。虽然彭老师和谢老师那时都已经是花甲之年，但是他们为了光电所的发展和年轻教师的成长，勇挑重担。不仅指导自己名下的学生，也悉心指导出国老师名下的学生，确保他们不会因导师出国进修而影响学业。

导师很关心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在导师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了三年的我，也终于做出了一个好实验。正当我对补足短板充满信心并继续每天在实验室忙碌时，在美国开国际会议的导师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会上遇到了美国西北大学的Kumar教授正在找博士后，他推荐了我，让我赶快写论文，准备答辩。通过博士答辩后，我于2002年初加入了Kumar教授的小组。得益于博士研究生期间受到的科学训练，熟练细腻的实验技术使我在陌生的国度较快地找到了立足点，为日后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导师在生活上很关心学生。在我读书期间，所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山西省不太富裕的县城或农村，导师常常说，要让学生们安心学习。所里的每个博士生都有一份不菲的助学金。我那时虽然还抚养着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也从未为基本的生计忧虑过。出去开会，导师总要尽可能带学生们四处走走看看，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我即将离开学校去美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导师不仅鼓励我以后要更加努力、积极主动地工作，还嘱咐我生活上一定不要太过节俭，去了国外，不仅要好好工作，也要好好生活，和周围的人多交流，和大家交朋友。在工作中要求很严格的导师，在与我们谈天说地聊家常的时候，俨然一位慈祥而睿智的长辈。

虽然在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学习的时间只有三年多，然而我的工作和思考习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导师的影响。当我思考回国选择什么样的单位和工作时，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想着导师对学生的期望：“将来毕业后，要去做事业，而不仅仅是找一份工作”；当我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选择研究方向时，又会想起导师常说的“要做难而正确的事，而且要一直做”；当我在实验室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开始考虑团队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时，导师说过的“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就回响在我的耳旁。

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学习锤炼了我，每当我想起导师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无私教诲，都充满感恩和敬意。能有机会在令人尊敬老一辈科学家彭堃墀教授门下学习，是我一生的荣幸。导师不仅是我进入量子科学与技术殿堂的引路人，也是我人生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