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王宏志教授强调了翻译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指出“没有关注翻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能是全面和准确的。”从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等典型事件和活动中可以看出，作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沟通的媒介，翻译必然地参与和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

随后，王宏志教授结合鸦片战争前期的历史背景，通过具体个案展示了在广州谈判期间中英双方往来文书的中英文本及相关历史资料，多角度探讨广州谈判中存在的翻译问题。鸦片战争前期的“广州谈判”首次提出割让香港问题。中英谈判代表分别是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英国全权代表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以及英方译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围绕这次谈判的第一个翻译问题是：香港在哪里？1840年12月，义律致琦善照会中提到“the Island of Hong Kong”，但是送到琦善手上的中文版并没有“香港”一词，而是将其翻译成“红坎山”。将Island of Hong Kong翻译成“红坎山”是不是翻译上的错误？通过进一步考察香港历史和中英文方面的文献可以发现，中英双方对Hong Kong的理解存在偏差。根据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回忆录、东印度公司地图等文献记载，英国人一直以来把香港认定为一个完整的海岛。但在中国方面，无论是在官方文件，还是在民间海图中，香港指的仅是全岛一隅。中英双方对Hong Kong一词所指理解的不同严重影响了谈判的走向。

第二个翻译问题是：“给予”还是“割让”香港？最初英国方面使用的 “be permanently given up”（永久给予）被翻译成“割让”，但其余所有的中英文书往来都再见不到“割让”一词的出现，用的是“给予地方”。琦善在奏折中曾把“请给地方”跟“占据”分开，显然他对给予地方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割让”。从英文档案来看，在义律照会的原英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是cession一词，如“cession of territory”、“to cede some separate place”，是非常明确的割让之意，但是马儒翰在翻译时没有用“割让”，只是换上“给予”、“予地”等说法，由此可见，谈判中确实有误译的情况出现，并对中方造成了误导。总的来说，谈判中对“香港”和“割让”两个概念的中英文翻译，及以此导致的概念界定出入，使中方在广州谈判及后续鸦片战争条约谈判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王宏志教授还指出，在翻译史研究中对于史料的搜集应该尽可能地全面丰富，要注重档案资料和未公开出版史料的运用。前者包括东印度公司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等，后者包括私人书信、日记等。例如，在广州谈判期间往来文书的中英文本及相关历史资料中，公开出版书刊、回忆录往往因地域和对象的局限性、利益和立场差异性，细节和真实性存疑，而家书及日记等未出版资料则通过亲历者的真实感受从细微处还原了历史的面貌。

讲座最后的问答环节，吴其尧教授首先就阅读王宏志教授新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在座的同学们对讲座中涉及的外交翻译话题提出了不同视角的反思，有同学提问当时是否存在比较明确的译者规范，也有同学关注这些重要的概念在广州谈判后续是否有概念厘清等。王教授对相关提问一一解答，并勉励同学们学习翻译、研究翻译，关注翻译对于国家利益与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影响。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