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铭

理性，是一个在课堂讨论上被无数次提起和解释的概念，西方古典哲学以之为源，开始了其璀璨的思想和精神大厦的建构。然而当以尼采为标志的现代哲学出现，这座由理性为基早已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便轰然倒地，也代表着今天西方人在精神家园上的无家可归。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古典哲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在前希腊时期，神话和巫术希望通过描绘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以此来理解万物的起源，这代表着人类对于把握世界的尝试。而古希腊的 “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以“水”这一自然物体作为万物诞生的本源，摆脱了过去超自然的和感性的描述，实现了思想对感性的超越；这一批古希腊哲学家完成了对于神话和巫术时代的理性进步，在他们眼中，世界是可感的，所有神话中的魑魅魍魉都被理性化为存在本质的纯粹形式。自此，理性正式走上了西方精神和思想的舞台，绝对地主导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与建构。

借助理性的力量，苏格拉底将思想的对象从自然转变到了人本身，将理性运用于自我反思和自我认识。他在《会饮篇》中辨析爱与美的关系，在《吕西斯篇》里揭露正义和道德的本质，最后在《申辩篇》中辨明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把eros爱欲和理性相结合，将灵魂中的理性肯定为神性，由此创造了西方人精神的最高原则：爱智。灵魂世界中的理性主导了物质世界，通过理性才能获得的知识超越了感性的美德，“理性主义”由此成为了西方哲学的唯一本质，西方哲学在理性的道路上便不再有回头路了。

如此看来，作为启蒙运动起点的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就变得有迹可循。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创造了两个世界，并将尘世的归宿规定为追随上帝的彼岸天国，上帝也成为了世间的唯一存在物。基督教阻碍西方世界发展的原因在于其通过僵硬的道德准则和彼岸世界来规定人们无需改善现世，因此排斥了人类思想的进步。而启蒙的方法是简单却有力的：诉诸理性的权威。笛卡尔一方面妥协地承认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破除封建，指出“思”这个客观思维即“我”这个主体，认为通过自明的真理出发，人类的推断能力可以得到世间一切的真理，于是数学确定性代替上帝成为了世间的最高原则，理性成为了西方的唯一信仰，科学的发展也在其影响下被提上了日程。

西方人在如此建构之下，相信理性具有无所不能及的力量、相信理性能带来真理，近代西方社会表面的繁荣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富有的文明。然而作为理性的直接产物，资本主义的本性，即对于资本无限增殖的贪欲才是西方繁荣社会背后的真相。上帝式微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成为了实现经济学增长的工具，人类变成了动物式欲望的载体，社会个体的价值被否定了，如此形式上的“非理性”却都是理性的直接产物。如此的理性带来了什么？唯技术论的科学形式和唯商品价值论的社会，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是理性构建的大厦，那么在其末尾，这座大厦因为自己的无限向上发展已经根基不稳、摇摇欲坠了。

这个时候，尼采出现了。尼采亲手推倒了这座大厦，宣告了西方人“精神流浪”的开始。尼采眼中的世界可能丑陋，但一定真实，他的思想从不在道德的庇护下委曲求全，妄图用理性解释一切的行为他更是嘲笑鄙夷。悲观主义的酒神精神告诫人们忘记所谓上帝的伦理道德原则，忘记苏格拉底的灵魂最高原则，也忘记所谓思辨的纯净；尼采的强力意志肯定的是个体和生命，希翼人们剥离了理性之后，再去重塑自我的价值观、重塑人的本能。上帝已死，理性已死，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性的沉思，而是面对虚无时孤注一掷的勇气

尼采之后，理性的大厦轰然崩塌，西方古典哲学的根基荡然无存；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失去理性庇护的西方人，只能开始了精神上无意义的流浪。如同茨威格一边无比怀念昨日那美好的世界，一边无力地选择在巴西与妻子一同双双自杀，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隐喻。这座大厦的崩塌创造了一个黑暗的西方世界，尼采、海德格尔、萨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尽管是这片黑暗中时而闪烁的微光，却似乎再也无力像前人一样照亮这个世界。

今天，在理性的余威之下，西方乃至全世界的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仍然是永无止境的生产力效率和经济增长，西方人几千年来渴望在理性和知识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本，但理性的野心却让全世界无不深陷这个黑暗世界；西方人，乃至现代人的无家可归和精神流浪成为了当今人类思想命题的主旋律。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文化精神论其根基是感性的、生命的，也或许是我们面对这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反思的产物，既是一个文明的创造者，也是该文明的作品；哲学具有民族性，一个文明的问题由民族自己的智慧解决是最为直接的，因此在今天先“反本”后“开新”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前路。孔子的“仁”、孟子的“心”、老子的“道”不是理性的精神，但却是从生命情感出发的；中国文化探寻的“理”不仅仅限于思辨和逻辑的，更突出强调感性且具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的哲学的生命不仅仅限于对于真理的渴求，更突出在人的生命实践中。这些，或许是黑暗的流浪世界中难得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