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人生--

口述人：潘再平

采访整理：田力娜、刘健、金淑琴、蔡笑男

采访时间：2019年5月

采访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潘再平寓所

潘再平，男，1937年6月出生于浙江温州，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退休教授。1955--1957年就读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俄语专业，1957年开始留本校转学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精读课、语法专题、词典学引论、词汇学专题、报刊选读等课程教学和长期从事词典编写工作。1984--1985年、1993--1995年和1998--1999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词典学家E·威刚特教授和杜登系列词典主编G·德罗斯多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写工作。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委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受聘担任深圳快易典电子辞典研究中心德语首席顾问。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主持出版《德汉词典》、主编出版《新德汉词典》等多部德语工具书。其他作品除在国内外发表的有关词典学的论文外，有德国古典名著《痴儿西木传》、德国近代著名剧本《青春的觉醒》、德国重要作家H·伯尔的小说《莱尼和他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G·格拉斯的小说《鲽鱼》（选译）以及阿登纳、施特劳斯等德国政治家的回忆录（合译）等译作。

-- 访谈实录(中) --

采访者：您在编纂词典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或挫折吗？

潘再平：我们这些编者，在70年代初着手编写工作时，都还是辞书工作的门外汉，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多请教老前辈（例如前面提到的访问有关学者），并在不断的挫折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例如，前面已经讲到，由于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的思潮的影响，片面追求“革命思想性”，不顾德汉词典以德语为原语，以汉语为目的语的特点，从《毛主席语录》的德文版中去摘录语录的德文翻译语句，将其用作词典中的词例。虽然实际上被录用的这类词例是极少的，而且也只是编写初期发生的现象，但在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当的举措以后，还是需要花不少时间，从已编的词条中，把这些翻译的词例一一寻找出来删除掉，造成了不必要的返工现象。编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左”的政治学习和“运动”的干扰是常有的事。工作要让位于政治学习和“革命行动”，工作只能断断续续。许多同志只能通过加班来弥补。白天学习，晚上工作。在编纂工作的几年里，我自己经常工作到夜里12点甚至更晚，几乎没有节假日，唯有这样才能把时间补回来。

在编写工作中所谓的“蓝本”问题上，我们曾有过一段“纠结”的过程。我们曾过度依赖瓦里西（Wahrig）这本词典。当时这部词典刚出版，我们想编词典却没有经验，就将这本词典当作蓝本，其结果无异于是去翻译这本词典。后来我们认为这不是我们的路子。我们所编的词典，是给中国读者使用的。我们要编我们自己的词典，编适合中国读者的，能解决中国读者德语学习难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典。于是我们又放弃和纠正了原先的一些做法。这又给我们在早期的工作中造成了一些返工现象。

再平同志：

您好！

久未晤，不知词典工作进行如何。学大寨运动展开以来，想必有新规划，我晚年极盼有一本新词典的出版，十分关怀。近年来年老多病，但目前身子大有好转，极愿贡献我晚年的微力。下周一、二，即十一月二十四、五两天没有学习，拟来你校访问您。您是否有空，请以明伩片复我，以便准时奉访。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马荫良

1975.11.21下午

注：马荫良系编纂于解放前的《德华标准大词典》的出版社社长，曾任《申报》总经理。

1979年6月德汉词典编写情况，右立者为编者之一，北京大学W.Zeisberger教授

采访者：原来词典的编纂工作这么不容易。潘老师，您在退休后都有什么个人活动呢？是否还在继续词典的编纂呢？

潘再平：我退休后基本上一直在搞词典或做与词典有关的事。（一）1999年7月退休后，第二本词典即《新德汉词典》（《德汉词典》修订本）刚完稿，但还没有出版，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作为主编，必须常跑出版社，跑印刷厂，许多问题都要去解决。这段时间，即自我1999年7月退休后在《新德汉词典》2000年7月出版前，是我为这部词典做收尾工作的阶段。（二）接下去马上要再编一个修订版，即《新德汉词典》（第三版）。这是迫在眉睫的事，也是早已规划好的工作。德国杜登出版社的词典都是每隔几年修订的。杜登出版社跟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时任主编Drosdowski对我很照顾，他允许我们无偿使用他们所编的新正字法整套例释表。我们为什么急于再次修订《新德汉词典》呢？当时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德语新正字法已经从2006年8月1日起被正式推广使用了，而我们现有词典中使用的还是老正字法，这是非改不可的，也是非做不可的工作。二是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之交，互联网、电信、高科技等领域的新词、新义井喷而出，这也迫使我们再次对词典进行修订。我们第一版是1983年的，第二版是1999年的修订版，第三版是2010年的《新德汉词典》。我们每次都增加了1万多个词条，目前的《新德汉词典》已拥有近12万词条了。如果说，首版的《德汉词典》的规模尚属“准大型”的话，现在的《新德汉词典》已是实实在在的大词典了。（三）从2009年起，我即开始着手编写早先已曾承诺的一部日后可转制成电子词典的，收词约7万的词典，定名为《新德汉实用词典》，经过与合作编写人员历时10年的共同努力，这部词典现已完稿，正陆续交付出版社排版。（四）退休后，除上面所谈的继续从事的词典编写工作外，还有两件事也是与词典有关，且颇为费时的事。一是2000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为时一周的国际日耳曼学者学术研讨会。之所以要提及这次研讨会，是因为我作为该研讨会“词典学学科组”的三个主持人之一（另两位分别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必须在研讨会正式召开之前（约一年），作大量准备工作：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须阅读多国词典学学者寄来的拟作大会报告的论文，并一一对其提出书面意见，以作为遴选的参考。这对于我来说，确是一桩非常艰辛的工作。而在研讨会期间，我作为非德语母语主持人，更是勉为其难，但那段时间对于我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但老实说太累人了。后来又有德国亚琛大学要举办类似的国际词典学研讨会，来信聘请我当外方主持人（他们需要这种“国际性”），被我婉言谢绝了。第二桩仍然与词典有关的事是，2008年我被聘任为“深圳快易典电子辞典研究中心德语首席顾问”，为德汉电子词典“快易典《德语王》”的改进和完善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工作。

关于词典编写工作的科研报告会（1976年）

采访者：潘老师，您在编撰词典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发生过哪些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条件艰不艰苦？

潘再平：当时我们条件很差，有时也很艰苦。我曾住在上外分部一间阁楼里，房间非常狭小，冬冷夏热，仅有的一扇“老虎窗”既高又小。夏天因为炎热难熬，我房门通常都是通宵敞开的（当时我妻子户口不在上海，我们是长期分居两地的）。听说常有学生讲：只见潘老师汗流浃背地坐在老虎窗下写呀写的…。当时我点的是一盏100瓦的灯。一天夜里，已经12点多了，我正在灯下工作，正碰上红卫兵们来查房，他们指责我说：你一个人点100瓦的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电工肖师傅亲自为我安装的，因为我这个灯吊得太高，原来的灯泡也太小太暗了。红卫兵无奈，回我一句：明天换个小点的，注意节约！我说：知道了。有一次，由于夜里睡眠不足，白天过分劳累，人一时迷迷糊糊的，竟把手里提着的刚从开水灶打好水的热水瓶，从手中滑落了下来，砰的一声，自然是瓶碎热水涌，弄得满地狼藉。后来被一个目睹此事的北大同事传为笑谈。

排版/宋奕芊、刘芷君、皮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