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几年前既已读过，一是兴趣使然，二是这本著作影响比较大，也许是当时个人阅历浅薄，读过之后不过尔尔。再次通读此书，时过境迁的人生历练却为自己增添了一些新的感想。

这本书选取了一个看似是平淡无奇的时间点——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年万历“已满23，进入24，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距万历去世还有33年，距大明王朝灭亡还有57年；这一年给前任首辅张居正盖棺定论已经5年，现任首辅申时行辅政也已4年；这一年再次启用的“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这一年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被弹劾罢官3年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这一年心学大家李贽在剃度为僧的前一年走到了“致良知”的交叉点。这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正如这本著作的英文版书名《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一样，但“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黄仁宇在书中描述的万历、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四个人的人生道路是明线，暗线则是穿插于其中的张居正的关系网，通过这五个人的悲欢荣辱勾勒了“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段总括性的文字，是理解这本著作的总机关：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签，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整部著作贯穿了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即在国际性和长时间内大开眼界。国际性方面，黄仁宇在书中提到了这一时期西班牙舰队开始整备出征英国，国内建州酋长努尔哈赤正在开拓疆土；长时间方面，黄仁宇的历史考察从洪武皇帝建章立制到八旗军入关改朝换代200多年的整个大明王朝。黄仁宇希望人们运用大历史的眼光来读这本书，从中“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正如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这也是他为这部“失败的总记录”探寻到的总根源。

在黄仁宇看来，大明帝国之所以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就在于没有实现“数目字上管理”，即商业资本运行下的社会管理。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做高层机构及底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姑且不论黄仁宇所依据的地缘政治学是否能作为结论推导的坚实基础，单就把拥有商业文明列为先进国家，把拥有农业文明列为落后国家，这一说法就值得商榷。黄仁宇在《自序》中还提到，“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秦汉以来即以“重农抑商”来维持农业社会的生产和发展，“先进的汉唐”也是农业社会，“落后的明清”在19世纪之前综合实力也并不落后，汉唐和明清仅从“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角度不具有可比性。

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来看，确如黄仁宇所说“商业资本做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即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到产业资本的国际化，表明资本国际化的发展促使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历史趋势是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是另一方面。但不可否定的是，大明帝国僵化的社会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不论是强迫命令的张居正，还是调和折衷的申时行，抑或是模范官僚海瑞、追求自由的李贽，“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懦弱的万历在与强大的文官集团消磨对抗中丧失了最后革新的机会，随着“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

总体而言，这本书确如黄仁宇在《自序》中所说的，“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纪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但缺点也如美国大学出版社所批评的那样，缺乏深度的分析与解剖，不能以严格的专题学术著作来对待。就历史研究而言，富路特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序言值得留意：“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