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通州就是北京城的东大门。历览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北京先后以蓟城、幽州、涿郡、燕京、中都、大都、北平、京师、北京等为名，大体上经历了由中原王朝北方边疆军镇到游牧民族政权南下陪都乃至国家首都的角色转变。而伴随着北京城市地位的上升，通州的区位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被赋予了道路入口、物资前站、军事外防、外交窗口的重要功能。可以说，若无通州的门户孔道作用，北京城的建都之路将步履坎坷，难以立足。

　　从山川形势来看，通州北望燕山，南眺渤海湾，西连京城，东出山海关，是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通州地区与北京城的关系日益紧密，影响力渐次扩展，从陆路交通、水路交通影响环渤海京津冀区域，到漕运通济影响整个北中国，再到通惠京城进而通惠全国，逐步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舞台。

　　潞通山海连津冀

　　通州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北京城的东面，地理位置颇为关键。明代《通粮厅志》载：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地博大而爽垲，势雄伟而广平，实水陆之要会，为畿辅之襟喉，舟车之所辐辏，冠盖之往来”。此段记述体现了通州对于京津冀区域水陆交通的关键作用，车马、舟船经由通州的陆路、水路交通，上抵首都北京，下达天津与渤海湾。历来从东方、南方往来北京之路，此二途极为紧要，其陆路、水路交汇之处，即在通州。

　　这也可以从通州最早的行政建置路县的命名何以谓之“路”来理解。在北京城的东面，先秦时期的燕山南麓大道、蓟襄大道先后经过通州地区。秦始皇时，通向渤海湾的秦驰道也经过这里。西汉初，其名为路县，取路路相通之意。路县成为历史上蓟城（今北京）经由燕山南麓大道、蓟襄大道、蓟襄驰道通向渤海湾乃至辽西走廊的要地，也是转而向东北方向连接古北口大道的三岔路口。追溯西汉路县故城的修建，可见通州陆路交通在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的作用。后王莽改制，改称其为通路亭。东汉初因潞水之故，又改称作潞县，更可见这一区域水运地位的提升。通州行政建置之名从“路”到“潞”的变化，正是通州地区从汉代以来陆路交通、水路交通兼而并重的最好体现。

　　从通州之地，沿陆路交通，西抵北京城，东达山海关、渤海湾。沿水路交通，南到天津海河水系一脉，北到燕山古北口和居庸关。通州在历史上水路并重、四通八达的区域功能，对于北京城的交通殊为重要。从防卫的角度来看，通州北接长城关隘，东连渤海辽水，作为雄藩隩壤，是京师安危所寄。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落户通州，通州成为市政府驻地。长安街东延长线迤逦而来，连接古老的东方大道，在如今的京唐秦发展轴上继续得以呈现。这条几千年的通海大路，与近年经由考古发掘的西汉路县故城一道，在新时代副中心建设中再现于世。

　　通州水路发展在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的作用，尤以隋唐时期为涿郡（或称幽州，今北京）和辽代为辽南京（今北京）提供运河运输为两个重要历史节点。其意义在于潞水是沟通华北平原北端与海河水系乃至渤海湾的重要运兵、运粮水道。这条水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挥其运输漕粮的作用，史称“半天下之财富，悉经此路而进”。

　　漕通辽淮济国都

　　在东汉初年、北齐北周隋以及唐初，潞县（今通州）曾先后三次成为渔阳郡郡治所在。此地作为北方军镇幽州的重要前沿，为中原王朝包括北朝扼守北部边疆。北齐之时，自昌平经潞县至渤海筑有土长城。通州作为燕山以南内长城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方的东北重镇。隋朝开凿永济渠，从江南经由洛阳运输粮草至东征大本营北方军镇涿郡。百万大军云集涿郡，然后分路东征，粮经潞县由南方、中原运输而来，兵经潞县向东北开行。

　　辽朝从中原王朝手中取得幽云十六州之后，以幽州为辽南京（今北京），潞县、漷阴（均在今通州）为辽朝的陪都南京城发挥了漕粮运输与捺钵弋猎的重要作用。在这一南北关系的重大转折之后，通州与北方地区开始走向深度融合。自此以后，辽、金、元三朝帝王在漷阴屡有驻跸，在潞县建有国仓。

　　金代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遥远的金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迁至金中都（今北京），开启了北京建都史的崭新一页。而在此前两年之时，完颜亮定迁都之议，即先将潞县升为通州，以取漕运通济之义，可见升潞县为通州并完善北运河漕运是金朝迁都大计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通州因与金中都的密切共生关系，一跃成为京畿要地，掌握北方漕粮命脉，亦成为首都的水路门户。金代对北京地区运河水系（包括金口河、闸河、北运河）的疏通，为元朝通惠河的成功开凿提供了经验借鉴，奠定了元大都和明清京师漕运的基础。

　　通州运河往往也是皇帝南巡和士人举子南下北上的必经路线。明代王世贞《过通州城》诗云：“日落卢龙秋色哀，连城百雉此雄哉。中原地划烽烟近，北斗天回王气开。淮海帆樯飞饷集，期门金鼓射生来。一丸会效封函谷，今日谁论保障才？”正因为有了通州的漕运通济，方能汇集淮海流域至中原地区的帆樯粮饷，保障国都北京的经济命脉。在此新的历史背景下，金中都从东北迁都而来，北京走上建都之路，延及元明清三朝。

　　运通南北汇中华

　　元朝统一后，通州与元大都（今北京）形成互相依存的门户关系，其影响力通过京杭大运河的裁弯取直而波及南方、辐射全国，也由通惠河的开通疏浚而中转末程、直抵京城。

　　到明代，通州的漕运仓储体系日益完善，管理机构设置逐渐成熟，粮仓、官署、运道、闸坝等建设保障了漕运的正常开展，运河文化特色日益显著，逐渐发展为全国漕运仓储中心、运河天仓所在。由于通州运河漕运为京师提供的贡赋对国家经济命脉意义重大，故也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流传。

　　明清时期，通州之“通”，超越了金代以来的漕运通济之意，凸显出元代开凿通惠河通京惠民的作用。明代以后更有全国物资、人员、技艺沿着大运河抵达通州的交通与汇通，而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儒、释、道三家在通州地区的会通与融通。

　　通州城、张家湾是通州经由大运河通惠全国的关键点，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和外省进京门户。清代《畿辅通志》载：“凡四方之贡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指张家湾），则市马僦车陆行，以达都下（指北京）。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物之所聚也。”经运河而来的南方客船和士人举子、使节商贾在张家湾登岸，之后转车马进入京城。

　　清代李庆保《漕艇飞帆》诗云：“远物都非宝，飞帆转漕来。蔽空云影乱，破浪雪花堆。鹅鹳声容饱，蛟龙气势催。天仓收正供，寰海免鸿哀。”漕船云帆踏浪而来，天仓供粮集于通州，京师物资供应无虞。通州城至张家湾四十里水路，有万舟骈集之景，蔚为壮观。正是通州对漕运的特殊保障作用，让首都得以安枕无忧，国家得以河清海晏。

　　通州民谣有云：“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大仓，西大仓，东西大仓藏东西。”正是凭着大运河沟通南北方经济命脉的功能，运河北端的通州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南方乃至全国各地。不止是粮食，南方其他物资、人员、技艺、民俗也沿运河北上，在通州交通、融汇、共存。

　　和通万邦融八方

　　潞河驿是从辽东沿陆路进京以及从南方沿水路进京的最后一个京门驿站，每有外国使臣入京时，礼部官员在潞河驿相迎。潞河驿承担着外事交流的重任，外国使节对帝国首都的第一印象来源于此。通州的潞河驿、和合驿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和平交往的窗口，通州的影响力也借由各国来华使节与传教士的印象而逐步扩大。

　　明代王宣《二水会流》诗云：“关寒尘清远水通，派钱南接潞城东。沙头浪起双流合，云际帆来万国同。”万国来使，由通州这一国门入京。不论是各地贡赋，还是各国使节，经古道，经运河，或梯山，或航海，舟车远道而来，纷纷会集于京师门户通州。所谓“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梯航满潞川”，自国内、国外，经由大运河，欲入京师，均绕不开通州这个东大门。由于大运河沟通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独特作用，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进而得以联通陆海，联结世界。

　　通州是明清中华帝国的和平外交之门，在晚清时期也成为京师最后一道军防之门。在一百多年前的时代大变局中，作为首都门户的通州经历了大运河停漕所带来的一系列艰难转型。但是通州作为京东开教育风气之先的重要之地，仍在国际化教育方面颇见成绩。而今的通州，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建设理念，在蓝绿交织、水城共融、古今同辉的大运河畔，用心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以及北京与世界对话的城市会客厅。

　　历史的烟尘渐渐远去，新时代的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正在建设成为首都北京对外展示的国际窗口，北京将在这里描绘出更加绚丽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王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文化遗产专业负责人，考古与文化遗产支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