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龙：我也很喜欢苏轼，喜欢他的豁达和人生境界。确实，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认识有别，我们都能从古代作家的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正能量”。刘老师在当班主任和做研究生导师的过程中，好多学生无论就业还是升学，发展都特别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刘伟：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在我们读书那个时代，师生间的关系是师徒制。尽管现在可能不兴此套，但在我的师门下，还一直保持着师徒制的传统，我的学生在师门内都称我为师父，在我看来，老师或者说导师的职责除了授业解惑，更要传道育人。在带班的过程中，我发现要和同学们拉近关系，除了学术培养之外，还要多关注学生的生活和内心。这就是我为门下研究生所定的师训：入吾师门，传吾师道，德行为先，学术至上，师门一家，团结友爱。

赵玉龙：刘老师讲的让我非常有感触，无论当班主任还是作研究生导师，我和刘老师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在知识传授之外，要做好育人的工作。刚刚刘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和学习上的一些体会，下面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刘老师的著作，首先，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康熙年间手稿本迦陵词研究》这部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所取得的成果。

刘伟：我首先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迦陵词》稿本，这是清词三大家陈维崧的作品，而且是陈维崧自己找人把所写词整合、抄在一起，结为集子。那么，这本书的价值是什么呢，除了最原始地保留了陈维崧的所有作品之外，它里面还有一千八百多条评语和密麻麻的印章，印章和评语的价值也不容小觑。我通过考证里面的印章，按图索骥，就把这本书基本的流传线索考证清楚了。这个手稿本《迦陵词》后来被陈维崧的四弟陈忠实刻本成《迦陵词全集》，一直传承了下去，直到传到他六世子孙——陈实铭。最后从他手中这本书流落到了民间，兜兜转转，后来南开大学图书馆偶然得到，镇存起来，成为海内孤本。南开大学九十年代校庆的时候，彩印成本。那时候我的导师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做社长，机缘巧合之下，就送给了我一本，这就是我和《迦陵词》的故事。为了完成这本书，我也倾注了很大心血，写作过程十分不易，尝尽艰辛。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我在北京就住地下室，每次换乘好几遍地铁才去到国家图书馆，其中仅是查阅陈维崧的文献就有几千页之多，但凡是别人提到陈维崧的材料，我也都记下来。虽然辛苦，但也乐在其中，最后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当了一回老师，不敢说学者，能在中华书局出书，是我一辈子的荣耀，感觉自己的小目标又实现了一个。

赵玉龙：刘老师谈的给我们有很多启发，孟子讲知人论世，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再读它的时候就会更亲切一些。刘老师的写作过程确实极为不易，通过刘老师的讲述，我们也切身体会到了学术创作背后的艰辛。大学生时间有限，读书更应该精挑细选，像刘老师这样经过反复研究写出来的书，才值得我们花时间阅读。下面，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生命美学视域下唐代文学精神》这部书，这是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请介绍一下您的选题情况以及这一研究的主要观点。

刘伟：《生命美学视域下唐代文学精神》是2012年我们学校六十年校庆的时候出的，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也十分感谢！其实这本书是在我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拓展而来，我读博的那个时代，“生命”是一个热词，时代背景和研究方向的相融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大唐王朝从生命状态上给唐人提供了最好的精神支撑，所以产生了诸如李白一样的文学天才。基于这样一个学理，我尝试用生命美学解构唐代文学产生的这样一种风貌，用理论驾驭文学文本，最后写成出版。

赵玉龙：刘老师做学问非常有眼界，总能找到学术与社会关注点的契合处。刘老师的文章有个显著的特点：诗一般的语言。我没有溢美之词，刘老师文章的语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一个人的语言表达既与天分有关，也与后天的学习有关，刘老师文章的语言与他诗歌创作的实践应该有很大关系，同学们在日常学习中也要勤动笔，多创作。

作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曾经的学子，刘老师尤其关注内蒙古的地方特色文化，并且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内蒙古的著作，例如《内蒙古乡土传说故事》《内蒙古民族乡土故事编萃叙录》《马故事——摇篮夜话蒙古马》等。下面请刘老师介绍一下，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刘伟：我做了很多有关民间故事中的蒙古马精神的研究。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马年提出了“蒙古马精神”，“蒙古马”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热词，于是研究蒙古马的人也就特别多。我这几年一直在收集关于蒙古马的材料，对于蒙古马精神尤其有所涉及，并且还做了一些讲座。我把中国古代的名马一类一类地作了考察，在古籍中一共找到了400多种关于“马”的称谓，关于古代名马的资料基本就收集全了。有一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计划发展内蒙古的马产业和马文化。我回应社会关切，就出了一本关于蒙古马故事的书。我从小就开始收集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个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在每一处都问一问，这样长期下来就收集了很多的东西。近三年来，我已经出版了三本有关内蒙古民间故事的图书，今年还有一本将要出版的。我现在已经收集了600多个内蒙古的民间故事，我搜集的故事有个特点，你在网上查不到，都是原汁原味的，这个是它的独特价值，这里面有很多人类文化学的东西，因为其中有很多民族的故事。比如说，通过这些故事能看出草原人民的生态意识、家庭、亲情、爱情、友情等，然后通过这些文献，可以审视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停留在搜集、整理阶段，下一步我要对这些收集的文献进行深入的挖掘。比如，我现在看到有关马的图片就会拍，资料搜集多了，再和研究美术和历史的学者多交流一些，很快就会写一本书出来，所以我感觉很多东西不是有意识的去怎么样，更多是无意识的，但前提是你心里要有一个指导理念，这样很多文献就容易积累下来。

赵玉龙：刘老师在收集、整理与研究马故事与马文化中，还是作出了很大成绩，刘老师对我们内蒙古的昭君文化也特别有研究。我们文学院的老教授可永雪先生就搜集过大量有关昭君诗词的材料，也出过书。同样，刘老师对昭君文化也有独特的研究，而且发表过重量级的文章。下面我们就听一听刘老师对昭君文化的认识。

刘伟：一提昭君，我们通常就四个字——昭君出塞，昭君是第一个民族友好的使者，大黑河南面一片青草葱茏的地方就是青冢。我认为昭君是女子自我成才的典范。昭君是主动出塞，如果得不到皇帝的宠幸，很多人就老死在了宫廷中，她是主动出击，我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命运，在中原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到了北地大漠反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位置。我还有个理念，认为昭君是中国草原游牧地区最早的开发者之一。昭君到了匈奴之后带过去好多药品、粮食等生产、生活用品，也包括文字，汉民族习俗等。在历史典籍中有这样一种记载，昭君到了匈奴之后，匈奴人也开始吃米饭、穿棉衣。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昭君，其实文学中有很多关于昭君的传说故事，像诗词、赋、散文等。我写的那篇《昭君故事母题的民族融通意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基本也是我在研究内蒙古民间故事传说的时候发现的问题。王昭君是妃子也好，皇后也罢，在老百姓心中还有一个地位——求子娘娘。昭君墓之前是有庙宇的，那个庙叫娘娘庙，经常会有人点香火，用来求子，这个习俗现在还存在。文化保护是需要有学术的支撑，其实同样地，我们内蒙地区与《西游记》也大有渊源，提到《西游记》，都说是吴承恩写的，其实真正的故事来源是杨景贤，他是元杂剧的一个作家。杂剧中有大量的西游戏，为吴承恩最初的写作奠定了故事框架。《西游记》还可能跟我们呼和浩特有关，大圣庙在呼市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山，侧面看像一只猴子，所以叫猴山。当时香火特别重，现在变成了一间房的小庙了。所以说文化保护是一个大的工程，无论搞旅游开发，还是搞文物修缮，都需要学术的支撑。在文学中，我从历代咏昭君诗中概括了四种感情——爱、怜、怨、恨。文学中有体现爱昭君的，也有可怜她的。这个怨是替昭君怨，恨也不是恨昭君，是恨令昭君形成悲剧命运的那些皇帝，那些官僚，那些画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内蒙古昭君文化传承与开发策略分析》，对昭君文化传承与开发提出了系统的见解。

赵玉龙：刘老师刚才提出这几点，对昭君的定位很有见地。这是刘老师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的，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我们再问刘老师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刘老师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而且上手很快，出的成果也多，虽然主要研究古代文学，但相关的研究刘老师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刘老师多年参与高考评卷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在高中新课标教学改革方面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而且成果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是很难的，反映出刘老师成果的认可度和影响力。下面请刘老师谈谈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内容。

刘伟：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雨露灵霏”，我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章都在这个公众号上。时间关系，大家自己下去可以读一下。确实，我多年参加高考卷的评阅工作，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我曾经讲，作文要写好有十二个字：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势压人。这几年我做过一些高考研究，发现这几年和十年前不一样了。这几年作文必须往时政上去靠，但不能完全变成政治的东西，就是文学和政治要保持一个度。只要把握住时政的脉搏和节拍，有针对性地写作就可以写出很好的作文。比如去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去看十九大报告，里面写给青年的话，青年怎样，国家就怎样，要抓住青年的使命。

赵玉龙：刘老师长期从事高考阅卷工作，所以这些观点和经验都非常值得采纳。虽然高考已经逐渐离大家远去，但这些经验大家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刘老师担任文学院教工一支部书记多年，带领支部成员为学院的党建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下面请刘老师简要谈谈您在党建工作方面的思路。（后续请看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