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草甸的面积占到青藏高原的49%，而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甘南草原区域的高寒草甸最为典型，被誉为亚洲最好的牧场。”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马妙君

2021年10月，科技部发布了关于批准建设甘肃甘南草原生态系统等69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通知，“甘南草原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甘南站)位列第一。

甘南站从1992年建站以来，一代代科研人餐风饮露，扎根坚守，像星火一样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30年间，科研成果丰硕。

在我国“两屏三带”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尤为重要。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甘南入境甘肃，而后在甘南玛曲绕了433公里后又回到青海，在这里形成了黄河第一道湾，同时在玛曲形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使甘南草原成为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正因如此，倘若该区域的高寒草甸和湿地退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马妙君如数家珍：会使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遭到破坏；会严重影响黄河上游的水源补给功能；会成为黄河中下游沙尘暴和荒漠化的源泉；会使泥炭中的碳大量排放出来形成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使碳汇成为碳源、进一步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会关系到这个多民族交汇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生态学研究应该坚守住的阵地”。马妙君说。

餐风饮露 科研人坎坷建站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兰州大学著名生态学家陈庆诚、张鹏云、赵松龄等人就开始在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寒草甸、沼泽湿地开展科研工作。

1992年，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杜国祯在海拔2700-4200米的青藏高原东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建立了甘南站。

建站初期，他们面临着重重考验。

从兰州到甘南州玛曲县有400多公里，路程远且交通不便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首个问题，“需要换乘三次班车，最后一段路还要骑马下去，从玛曲到实验场地得走两天。”杜国祯回忆说。

相比生活条件保障上的坎坷，经费的短缺是甘南站发展的最大制约。

由于经费有限，刚开始甘南站的运行还得杜国祯自己垫钱，他甚至两次将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共将近30万投入到甘南站的运行中。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科研人员没有因为条件的艰苦而有半点的退缩。在杜国祯的带领下，甘南站逐步走上正轨。

经多方争取，2010年7月，甘南站扩建升级为“兰州大学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农林实践基地——高寒退化草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推广基地”。

2018年，甘南站被甘肃省科技厅认定为省级台站。

2019年，甘南站与“甘肃庆阳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一道被教育部认定为部级台站。

栉风沐雨 三十年成果显著

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和过度放牧，甘南草地严重退化、湿地面积萎缩、次生裸地过程加剧、水源补给量减少，草地的水源涵养、补给的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已严重受损，成为我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合理利用不同类型的草地，通过何种措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提升草地水源涵养功能、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实现生态系统稳定、草地可持续利用、草地畜牧业良性发展，这已然成为该区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团队围绕这些问题，通过长期的基础研究和积累，进行了大量的高寒草甸和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恢复机理研究。

在积累的近30年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退化高寒草地和湿地恢复技术的研发，提出了高寒草地与湿地的修复方案，建立了一系列技术体系并示范应用。

根据高寒沼泽湿地植物群落结构及主要组分种的特性，以退化湿地植物群落关键指示种的繁殖物候为标志，首次提出了以植物群落物候特征为关键指标的、适用于高寒湿地的中长期预警技术。

针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功能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甘南站从学科发展和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国家需求出发，瞄准国际生态学研究前沿，经过长期的积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截至目前，依托台站发表论文437篇，其中在《生态学快报》、《生态学》等生态学主流期刊发表SCI论文169篇；通过国际合作，作为主要参与单位在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发表2篇，在《自然》发表3篇论文。

基于丰硕的研究成果，2009年，甘南站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玛曲)生态修复及保护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获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区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使得整个项目实施区域高寒草甸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得到恢复，水源涵养功能大幅提升，对玛曲的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项目成果示范推广后，应用退化湿地生态系统修复技术，草地综合生产力可增加30%以上，示范区内平均每公顷可增加鲜草产量1400公斤，推广区按示范区增加鲜草产量一半计算，每年可增收900多万元。通过建植人工草地，906亩实验区每年可增收近50万元。次生裸地采用植被重建、补播、施肥等多种措施治理后，可使牧草产鲜草产量提高52.6%,并培育山生柳苗木30万株,次生裸地示范区每年直接经济效益近500万元。通过畜群结构优化，实施草畜平衡方案，提高出栏率及增加冬春补饲，不仅增加了牧民收入，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牛羊的死亡率，使冬春家畜死亡率降低了2%，玛曲县牧民每年可挽回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2017年6月，杜国祯提出：“青藏高原天然草地资源利用的主导产业应是生态文化旅游业，而畜牧业则定位于此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提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是青藏高原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最佳途径。建议报告得到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此后甘肃省不仅摘除了甘南州在GDP目标上的“紧箍咒”，还通过修建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薪火相传 何惧路漫漫

“就希望年轻人不要赶时髦、瞎折腾、乱搞创新，就抓住生态学的本质问题，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杜国祯给他的团队时常这样讲。记者了解到，近三十年，依托甘南站培养了博士80余人、硕士200余人，部分已经成长为国内生态学研究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杜国祯在甘南建站的星星之火正呈燎原之势。

2004年，马妙君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杜国祯便给其指定种子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

2018年，马妙君接过了杜国祯的接力棒，承担起了甘南站负责人的重任。

这几年间，他带领团队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土壤种子库在生态系统稳态转换中的作用；初步揭示了土壤种子库在高寒植物群落更新中的作用机制，以及青藏高原温度和降雨变化对土壤种子库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

“在现有的基础上，建成一个硬件设施进一步提高、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实现天地空全方位监测的开放化实验站。”对甘南站的未来，马妙君目标明确：“将来在国际上生态学研究领域有我们一席之地，能吸引到全世界的科研人员到甘南站来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