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郑荣梁出生在历史文化古城江苏常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做布店店员，母亲系小学教师，他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老三。尽管小时候家庭生活境况比较窘迫，但父母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艰辛都坚持供子女读书。也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郑荣梁从小学习就很好。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不久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国的消息便人尽皆知，但定都何处一时众说纷纭，“老百姓中传言最多的就是北京或南京”。时年他正在备战高考。
　　六七月间，郑荣梁赴上海参加了北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赴南京参加了中央大学（后改名为南京大学）的高考，所选专业均为生物。这三所大学都录取了他，只等他选中哪一所了。
　　九月，新中国将要定都北京并将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来，郑荣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当即着手买票，“想在10月1日前赶到北京，亲身感受建国的盛况”，但是紧赶慢赶，到北京大学报到的日子已经是10月4日，错过了开国大典，这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北大学术气氛浓厚，郑荣梁很快就沉浸并融入其中。
　　“学习更多的是课本外、课堂外的”，因此，上课之余，他每天都扎在图书馆里，大量阅读了各种各样的书，“老师推荐的参考书我肯定都读完了”。
　　此外，当时的北大就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常常邀请各学科领域的国际国内知名专家来校讲学，只要跟学科“稍微有点关系的”，郑荣梁一场都不错过，这也为他开辟了一块接触国际学科前沿的肥沃土壤。
　　随着学识的不断积累和见识的逐步增长，大三的时候他渐渐意识到“一定要通过实验才能真正得到新知识”，他便主动找到几位老师表达了作为“小工”参与他们的科研实验的愿望，老师们欣然同意。
　　郑荣梁从培养实验材料做起，逐步掌握了观察、测量、记录、作图等基本研究方法。
　　到读大学的时候，父母处于半失业状态，家庭经济状况相比之前更为拮据，助学金只能部分解决伙食费问题。为了维持学业并照顾家庭，他现学现卖，把学到的新知识马上改写成科普短文，向《生物学通报》和《少先队报》等期刊报纸投稿。科普写作不但得到了稿费，而且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郑荣梁的学识、人品也得到了《生物学通报》编辑部和《少先队报》编辑部的赞赏，在他毕业的时候争先邀请他到编辑部工作，甚至他已经答应了《生物学通报》编辑部，“当时家里已经艰难到快过不下去了，能到编辑部工作我当然是很愿意的”。
　　看中郑荣梁的岂止编辑部。

在1953年毕业前的分配大会上，全体毕业生集中在大礼堂，老师逐一宣布每位毕业生的去向，“郑荣梁留校攻读研究生”的决定着实惊着了他自己。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1952年，国家停止了研究生的招生，“谁都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招生，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压根就没想过上研究生”。他成了班里40余人中为数不多的被选拔上研究生的几人之一，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
　　郑荣梁有两位研究生导师，一位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赵以炳教授，另一位是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弟子尼·菲·苏沃洛夫教授，他后来成为苏联功勋科学家和巴甫洛夫研究所党委书记。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双方签订了多项苏联对中国进行支持和援助的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选派苏联专家到中国。
　　在宣布上研究生之后的三个月间，学校对郑荣梁等人进行了俄语突击训练，“三个月之后达到了基本能阅读、能听懂、能交流的水平”。同时，研究生们参与建立国内尚无的条件反射实验室，这也是对研究生培养的极为重要的环节。
　　研一第二学期，苏沃洛夫教授从苏联来到了中国。
　　之后，郑荣梁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以狗为实验动物，着重开展了有关皮肤触觉灵敏度的研究，直至1956年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兰州大学任教。
　　因临近毕业时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新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导师的争取下，北京大学经与兰州大学协商，郑荣梁以兰州大学派往北京大学的进修教师的身份留在北大继续开展研究，直至1958年3月。

 1958年3月，郑荣梁走进了坐落在萃英门的兰大校门，首先看到的是大门西侧临街的“勉强过得去”学生宿舍和东侧低矮的土房充当的教师住房。作为来生物系工作的教师中的第一位研究生，他一来校在宿舍分配上即受到了“优待”：分配到一个“套间”。所谓“套间”，“其实就是用板墙将一间房分成了两间，里间放床，外间放书桌”。
　　除了住房，在气候、饮食、饮水、取暖等方方面面都与北大存在很大差距。
　　在那个年代里，来大西北过艰苦的生活，郑荣梁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也并不觉得怎么样”，真正让他感到震撼并心存忧虑的是在他走进生物楼二楼的实验室后。
　　空空荡荡的实验室破旧无比、布满灰尘；年久失修的木地板变形严重、踩上去吱吱作响；看到墙角静静地摆着的一台天平，郑荣梁顿时忧上心头：在这样高低不平的地板上，怎能用天平准确称量？今后的科研怎么开展？
　　而事实上，从1959年开始开展科研工作直至2005年退休，他在放射生物学、自由基生物学等多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实验条件并没有成为阻碍其科学探索的障碍，相反他每每用此激励着自己动手、创造条件。
　　当下等待他的也并不是马上开始教学和科研，而是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到校的一周前学校就贴出布告，一批干部下乡酒泉，郑荣梁在名单之列。

是年国家规定干部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郑荣梁自感从小到大一直在学校读书长达20年，实在缺乏实际知识和社会阅历，正期望借此机会到最艰苦的西北农村经风雨见世面，“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变成更有用的人”。
　　根据甘肃省的安排，兰大约两百名干部带着户口一起来到了酒泉果园乡北边戈壁滩上创建边湾农场，并被告知不好好劳动不得调回兰大、户口不得迁回兰州，“后来确实有少数人未能回来”。
　　最初的几个月里，下放干部主要盖房开荒。酒泉城北黑河与明长城遗址之间是一大片平地，有些是分散的农田和草滩，其他大部分是戈壁滩和盐碱地。坚硬的盐碱地像冰面一样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嘎嘎作响，一双布鞋穿不了几天就被割破，皮鞋也很快就僵硬变形。在戈壁滩、盐碱地的边缘长着很多马莲（又名马兰）。开荒的第一步就是把马莲铲掉。
　　据《中国植物志》记载，马莲抗盐碱、寒旱、风沙，根系发达，须根密集，涵养水分，生命力十分顽强，每蓬的叶面铺地约1平米，叶长大于1米，成为保护生态和固沙先锋，在寸草不生的罗布泊独有它生长。
　　郑荣梁在亲手铲掉一蓬蓬马莲的时候，联系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心中不免嘀咕：这样的开垦既破坏了原有植被和地表结构，而且一阵风来就能把表土、肥料和粮食作物统统刮走，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如苏联40年代中后期开发西伯利亚时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不但歉收，而且导致多年的大黑风，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片土地不宜种粮，只宜种生态林。
　　但是，郑荣梁并不敢提出建议，“一因自卑，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对以复员军人和老干部构成的农场领导充满敬畏；二因胆小，反右刚过，心有余悸，不敢造次，只配埋头干活”。
　　因干活踏实勤恳，开荒才月余，郑荣梁被改派为车老大的下手，跑运输的第一天就被狠狠地“教育”了一番。装有200多斤豌豆的麻袋压到身上后，他怎么也站不起来，无奈，10多个麻袋由车老大独自装上车。车老大发火了，用河州（今临夏）方言不停地骂骂咧咧，“好在我当时刚到西北，反正也听不懂他骂的什么”，但还是深深地怀有愧疚，连赔不是。
　　归途中，郑荣梁请车老大坐上车头、忙不迭地点上烟，自己则灰头土脸赶着三套马车，想想自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加之老马识途，不用吆喝，不要扬鞭，“更显得自己多余”。
　　夜路需要两个多小时，郁闷中郑荣梁胡乱编唱了一首歌：“在祁连山黑河岸上，赶车人低垂着他的头，忧愁地唉声叹息，从今后再也不让赶马车……”估计车老大也不愿收他为徒，次日他便被调去喂马。
　　不久后，农场又调郑荣梁去放羊，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他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春耕前，农场决定晚上不让羊群归厩，改到开荒出来的新田中夜宿、让羊粪直接拉在地里。他就此每晚裹着羊皮大氅与羊露天同卧，清晨醒来脸颊鬓须和睫毛上都结满了厚厚的白霜，甚至连眼睛都难以睁开，使他提前体会到了苏轼晚年的诗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某天深夜，郑荣梁突然惊醒，放眼望去，只见除了不远处田埂上躺着的一只已被开膛的羊，身边再无一只羊，乱蹄印朝向西边，前方介于嘉峪关和在建的酒钢之间的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之间，“这明显是恶狼夜袭后羊群的逃窜方向”。郑荣梁当即奔向农场汇报，遭张副场长怒加训斥并甩话“找不回羊莫来见我”。郑荣梁暗下决心要找回来，“找不回来我也无脸见人了”，故向灶房求借了八个馍，急急向西奔去。
　　匆忙中忘了带水，正值中午时分口渴难当，忽见前方有几户人家，正想进村讨口水喝，只见远处一老汉盯着他大声问道：“是农场人吗？丢了几只羊？”郑荣梁又惊又喜，一时竟答不上话来，“一因口干说不出话，更因绝处逢生、喜极而瘫至地上”。
　　老汉送上一碗水后缓缓道来：半夜听闻羊叫声，猜到出事，便将自己的羊群从厩中赶出，把农场羊群赶至厩中，从早晨开始就在村口等候找羊人。
　　郑荣梁被老汉的高尚行为感动得无以为报，当即脱下下放时购买的新棉衣并掏出八个冷馍相赠。当地正值大饥荒，以树皮充饥，郑荣梁亲自尝过树皮汤。
　　赶着羊群回到农场时天色已晚，郑荣梁急忙向农场汇报，张副场长板着脸问道：“还剩几只？”他答“286只”，张副场长呵斥：“地埂上不是死了一只吗？真会扯蛋！”答曰“当晚下了一只羔”，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事后张副场长也向郑荣梁表明：“这事也不全怪你”。原来，农场规定，羊倌白天放羊、夜间可就地露天睡觉，另派人轮流陪着羊倌在夜间看守且不准睡觉，谁料，那晚的轮值人员睡着了。
　　“这就是贫下中农对我活生生的教育，古云‘大道求诸野’，诚如此言”。
　　自此之后，无论是做什么，郑荣梁都更加负责苦干，任劳任怨，得以在一年后的1959年春即被宣布首批返校、户口迁回兰州，时至今日户口簿上一直注有“从酒泉边湾农场迁来”的字样。在文革期间某晚查户口时，来检查的人看到户口本上的字样，误认为郑荣梁是从戈壁滩上的劳改农场迁来（当时酒泉戈壁滩上有一些劳改农场），用惊悚的目光盯着他，他慌忙解释是下放干部。
　　10年后的1969年秋天，国家提倡开门办学，要把田间地头和工矿车间都当做课堂，兰大生物系决定到酒泉农村办学，选派了一批教师，郑荣梁又在其列，教的却是数学，他再一次来到了自己曾接受过教育的边湾农场。
　　踏上农场原址，看到当年自己亲手盖的砖房已成破壁残垣，辛苦开挖的干渠隐约可见、子渠已被黄沙淹没，羊厩马槽都已不见踪影，经询问得知边湾农场在勉强支撑了三四年之后就废弃了，“这一切也在预料之中”。

 1959年春返校后不久，由于年轻力壮加之还未正式开始教学科研工作，郑荣梁接到了一项驯化研究金丝猴的任务。
　　当时，濒危珍稀动物金丝猴分布在甘川滇三省，甘肃省将研究金丝猴生活习性的任务下达兰大。
　　1959年初夏，郑荣梁带着8名学生和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前往陇南市文县碧口镇。交通不便，车至天水后就无汽车了，只得背着行李一路步行至目的地。
　　起初，郑荣梁毫无头绪，因为金丝猴生活在摩天岭原始森林，加之它反应灵敏身手迅捷，“聪明极了，人根本靠近不了，谈何研究？”他带着省上的介绍信找到了当地生产队，老乡一看便笑了，告诉他不用担心，“原来他们已经捉了几十只偷偷养在山顶了，这下我心里有底了”。
　　在远离人烟的山顶上，在木头搭起来的大笼子里，几十只金丝猴活蹦乱跳。师生9人在离大笼子不远的地方，用玉米杆搭起草棚作为住处，迅速展开了研究工作。
　　师生一边用老乡教给的办法捕捉金丝猴关进大笼子里，“最后数量达到了百多只”，一边通过建立条件反射来测定金丝猴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强度。
　　经测定，金丝猴的神经类型属于强而灵活型，意味着极易适应陌生环境、极易驯化，他们的行为也证明此结论，原来十分机警、远离人类，经一个多月饲养迅速与人类亲近，甚至伸出手来拍肩膀，成为好朋友。
　　白天开展研究，夜晚师生在深山顶上欣赏满天星斗，遥望银河逶迤，四周青山碧水，月下夜莺啼鸣，声嘶力竭，惊心动魄，两个多月的时光一闪而过。
　　相较其他科研工作者开展的调查性、描述性的研究工作，郑荣梁等人的研究成为我国建国后首次针对金丝猴的大规模的实验性的研究。但不知什么原因，省上突然接到国务院停止驯化研究的命令。
　　尽管研究未能继续下去，但是团队中的一名学生在毕业时被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博物馆“相中”，“要去”北京博物馆工作至今，“这和她参与过金丝猴的野外研究不无关系”。

 1959年夏从陇南返校后不久，郑荣梁再一次“临危受命”：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有两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北京和兰州。1955年，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的朱光亚教授受命负责筹建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核学科专业。经过三年的紧张筹备，1958年兰大现代物理系迎来了首批学员，代号505研究所，暂定名为兰州大学物理研究室，1959年江隆基校长到任后正式命名为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最初的现代物理系只有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从核学科的完整性来看，显然缺了放射生物学，教育部要求兰大马上成立放射生物学专业。
　　于是，生物系抽掉了张尔贤、刘力生、王宗周和郑荣梁四位年轻教师，从1959年秋开始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专业的任务是防护电离辐射对人体和生物的损伤，计划1960年招生，“筹建时间只有短短一年”。
　　筹建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从神经生理学改到放射生物学，跨度极大，实验室一无所有，学科上一无所知，“什么叫放射性，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是什么，等等，都一窍不通”，但初生牛犊不怕虎，郑荣梁等人一边花大量的时间旁听现代物理系的课程，一边夜以继日开展实验室的建设。
　　幸运的是，几位老师都学过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基础课程，“补课还不算太难”，对郑荣梁而言更是如此。1955年，北大生物系邀请刚从美国归来的协和医学院王世真教授给研究生讲授核医学，他在那时聆听核医学课程时只觉得新奇，压根没想过这些内容会对以后的教学研究起到启蒙作用。
　　半年之后，几位老师勉为其难地开出了新课。
　　1960年秋，放射生物学专业正式“开张”。当年来不及录取招生，便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中按照保密专业的标准遴选了数名学生转入放射生物学专业。学生经过刻苦的学习训练后，很受相关单位的欢迎，连续三年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航天医学研究所、卫生检测站等单位。
　　但随着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方式的变化，放射生物学专业的前途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我们专业的学生就不像以前那样抢手了”，包括兰大在内的全国多所高校的放射生物学专业在此时纷纷“下台”转行，兰大放射生物学专业停止招生，但保留了师资队伍，改名生物物理学教研组，选择转向跨度不大的自由基生物学，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生物所成为我国最早的三个从事自由基生物学的机构之一，当时在读的两级学生分别转入物理系和化学系，“放射生物学专业完整地培养了3届毕业生”。

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伊始，郑荣梁等人便同步启动了相关的科研工作，在他看来，只有教学没有科研的大学称不上真正的大学，只讲课不做科研的老师难免美中不足。
　　但是，生物系划拨的几间房子给学生做实验室都已经异常拥挤，根本没有做科研的空间。当生物系领导提出把他办公室隔壁的女厕所划给他充当实验室时，他欣然同意，“只要给我个地方就行了”。
　　之所以这么轻松答应下来，与一个故事有关。他的导师赵以炳教授作为中国生理学会代表团成员访苏后感慨地告诉学生，巴甫洛夫研究所某大科学家的实验室是由楼梯间改建的，以此教育学生不要埋怨条件不好，而应自力更生创造条件，这个故事深印在郑荣梁的脑海中。他自己动手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改造，女厕所正式“升级”为实验室。在这里，他用老鼠开展了有关放射病防护的研究，“当时兰州医学院原子能医学实验室有很强的放射源，我还经常拿着老鼠去那儿做实验”。
　　因当时放射生物学专业被定为机密专业，所以开展相关研究取得的成果不准正式发表，但可以上报国家原子能文献委员会。1961年，郑荣梁整理写作的一篇论文上报后被国家原子能文献委员会收录为机密级原子能科技文献。科研科科长方心济告诉他，这是兰大第一篇被国家原子能文献委员会收录的文献。
　　论文被收录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某天早晨，经过了前一晚的黄风肆虐，实验室里到处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黄土，“到处一抹都是一道深深的指头印”。刚过8点，郑荣梁刚要开始清理实验室，江隆基校长独自一人突然而至，这使郑荣梁陷入尴尬：“江校长，我很抱歉，您来了我没办法让您坐”，江隆基校长一句“我不是来坐的，我是来了解你的实验、看你的实验室的”，这令他更加狼狈不堪：“怎么能让校长去看那个臭气熏天、灯光昏暗的实验室呢？”但是江隆基校长依然坚持着走了进去。
　　今年9月，学校建校110周年校庆时，江隆基校长的女儿江亦曼来校参加庆典活动，与郑荣梁相遇，他还向江亦曼回忆起此事，连连称赞江隆基校长崇高的人格风范和光辉的教育思想。

1964年，郑荣梁被选为甘肃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后又被选派列席196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当时列席的各族各界青年代表共有278名，“为什么会被选中我也不太清楚，总之一次大会上江隆基校长就宣布有一批人获表彰。我想应该和之前做的研究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吧”。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接见并合影留念，郑荣梁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
　　一年之后，郑荣梁又被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前往北京参加表彰会议，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并合影留念，郑荣梁再一次走进了中南海。
　　两张珍贵的照片，郑荣梁均已移交至档案馆保管，“这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从开始筹建放射生物学专业到1965年的6年间，郑荣梁的经历可谓“顺风顺水”：政治上两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教学上按照专业设定目标培养了一批学生，科研上有成果产出，经济上亦不曾吃亏，“那时候要几年才涨一次工资，但每次涨的时候我的成果都符合涨工资的条件，所以也就每次都涨了”。

谁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过去的种种成为了郑荣梁的“罪行”，他被定为“江隆基黑帮”，受到打击迫害，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拿我每次涨工资的事说事，说我是江隆基校长的红人，就是江隆基黑帮的人；二是因为我的老伴贾忠建，她是江隆基校长从北大带来的10人之一，他们就把她也定为江隆基黑帮的人，这样我们就都成了牛鬼蛇神”。
　　从1967年开始，关牛棚、挨批斗、掏大粪、打扫厕所、清扫楼道，一直持续到1968年秋，兰州军区调郑荣梁和与他关在一起的另一位“牛鬼蛇神”王香亭赴驻扎平凉的野战军部队执行一项特殊紧急任务，才得以结束这样的日子。两人发挥专业特长，千辛万苦圆满完成了任务。
　　“牛鬼蛇神”的帽子才摘了三天，郑荣梁又被派往平凉泾川焦村黑河人民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后的1969年秋天得以返回学校，“但回来后也都没开展什么教学科研工作”，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才开始逐步恢复。
　　在此期间，郑荣梁虽无暇思考科研问题，但一件事却强化了他对“科研不能讲究客观条件”的认识。与他一起劳动的吕忠恕先生去田间劳作时经常会带着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和一台普通天平，得空便量麦穗的长度，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又剪下麦穗称重量、数麦粒。郑荣梁好奇地询问吕忠恕“这是做什么”，吕忠恕告之“我要知道千粒重（一千粒麦子的重量），看看今年的产量怎么样，这不也是科研嘛，不做也是白白浪费时间”，此事深深地教育了郑荣梁，“只要真喜欢，任何条件都是可以做科研的，哪怕当了牛鬼蛇神。”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郑荣梁有幸参加大会个别会议。
　　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提倡解放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被誉为“科学的春天”。自此开始，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才逐渐从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
　　10年前还是“牛鬼蛇神”，10年后便有幸第三次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郑荣梁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希望，感慨万千：“大浪淘沙，社会洗涤和磨炼着每个人。”之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当中。
　　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生物学的研究逐渐由宏观层面朝着微观层面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上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比分子生物学更微观的电子生物学正成为研究热点。
　　电子生物学，顾名思义，就是在电子层面上研究生命现象，电子生物学包括量子生物学和自由基生物学两个分支，改革开放后郑荣梁教学就主要讲授量子生物学和自由基生物学两门课程，“因为我觉得这是当时最新的东西，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学校能开设电子生物学的课程”。198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生物物理学》一书，郑荣梁承担了其中“自由基生物学”和“放射生物物理”两个章节的撰写工作。
　　1980年3月，郑荣梁受教育部派遣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化学系生物物理分系做访问学者，开始投入了自由基生物学的研究。

任何生物随着呼吸过程必然生成自由基，自由基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攻击DNA，导致DNA损伤，进而引发包括癌变等许多病变，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自然是预防DNA损伤的“良方”。郑荣梁研究组发现，藏草药中的苯丙素甙类具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同时还能快速修复DNA损伤。

对损伤后的DNA进行修复，即为治疗，机体中存在两种修复机制：酶性修复和非酶性修复。

酶性修复因其有效性和准确性而广为人知，但也存在因修复酶本身是蛋白质而易氧化失效、因酶活性不稳定而会随着衰老和患病而下降、修复需要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导致修复太缓慢等明显的缺点，最关键的是，酶性修复只能修复DNA稳态损伤而不能修复DNA瞬态损伤，DNA瞬态损伤如果得不到及时修复，就有可能发展成致病甚至致命的DNA稳态损伤，“就好比急病偏遇慢郎中”。

非酶性修复，又称快速修复，便是将DNA瞬态损伤“扼杀在摇篮中的有力武器”。郑荣梁的研究证明，快速修复只需4个微秒就能修复DNA损伤，“4个微秒就是百万分之四秒，也就是说一旦DNA受到损伤，还是瞬态损伤的时候，在百万分之四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能修复好，它还没来得及癌变。快速修复比酶性修复快十亿倍”。

郑荣梁最初听到“快速修复”这一概念，还是1985年1月至7月在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生物化学系做访问教授时。期间认识了该系系主任、快速修复的发现者RL·Willson教授，RL·Willson教授邀请郑荣梁到其家中做客，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郑荣梁闻之除了赞叹成果的显著和研究手段的精确外，内心暗暗遗憾自己回国后没有条件开展相关研究。

出乎意料，从英国回来的几年之后，1989年郑荣梁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核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惊喜地得知该所具有从事DNA损伤快速修复研究的全部条件，尤其是有一台瞬时吸收光谱，“它能够抓住百万分之一秒里的化学反应”。

谈及被选为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一事，郑荣梁连连表示“纯属意外，因为当时学术委员均是有声望的专家，但其他人都已超龄，就我还勉强凑合”。

在该所的大力支持下，郑荣梁团队研究了11种苯丙素甙类对DNA瞬态损伤的快速修复作用，发现有15种DNA瞬态损伤可被快速修复。

把苯丙素甙和受损伤的DNA放到一起后，两者会自动靠近，“就像航天飞船和卫星对接一样”，当靠近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停止，这时苯丙素甙上的一个电子得以“跳到”DNA上，完成对DNA的修复，“就好比一张膏药恰到好处地贴到了DNA的伤口上”。

两者停止靠近时的距离至关重要，“远了电子跳不过去，靠得太近药物分子就与DNA形成牢固的共价键，破坏了DNA的完整结构，引起更严重的病变。这个过程相较酶性修复快了十亿倍，因此叫做快速修复”。经计算机生物学方法测得这两个分子恰恰精确地停留在相距30纳米的位置上，充分满足了电子转移的必要条件，“生命的奥妙就在于此”。

“这样我们就把快速修复的机理搞清楚了”。

从1997年郑荣梁等人推测快速修复的机理在于电子转移，到2002年证实了这一推测，郑荣梁、贾忠建带领各自的团队用了近30年的时间。郑荣梁等人将20多年来的系统性研究成果最终汇总在一起，以两篇总结论文于2010年和2011年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评论》（国际顶级刊物，当年影响因子为26.4）上。为了与中国同行交流，他们又用中文在2012年的《生物物理学报》上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综述，题为《DNA瞬态损伤的快速修复阻断癌变最早事件的发展》。

2009年，郑荣梁与贾忠建以项目“若干重要药用植物的成分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郑荣梁也于2010年荣获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于2012年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自由基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杰出贡献奖。

 1983年，郑荣梁被任命为生物系主任，直到1991年，“我当了8年的系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一方面我国刚走出文革的阴霾，另一方面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曙光，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具体反映到兰大生物系就是要在举步维艰的条件下开展开创性的工作。
　　郑荣梁感受到的第一个“举步维艰”便是经济上的拮据，生物系的教学经费被压缩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伴随的是物价的上涨，“郑国锠先生担任系主任的时候，每年开设几十门课，教学经费是一万两三千块；后来张鹏云先生担任系主任的时候，课程还那么多，每年的教学经费变成了一万块钱；而到我的时候，每年只有八千块”。
　　生物系每门课都有相应的实验，“教学经费就主要花到实验上了”。郑荣梁不是没想过减少课程数或取消部分实验，但这意味着教学质量必然降低，“相当于教师在讲台上清唱，学生没有操作实践的机会，那样学生得到的知识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知识体系就会不全面，不能这么培养学生”，郑荣梁一筹莫展。
　　郑荣梁想到了出去挣钱，又因种种顾虑而不敢行动。既然不能开源，那就只有节流来尽量维持生物系的正常运转。
　　以《动物生理》这门重要的课程为例。在郑国锠任系主任的时候，实验动物为狗，学生要亲自宰杀一条狗，然后观察它的肺脏是怎么呼吸的？血液是怎么流动的？肝脏是怎么代谢的？肠子是怎么运动的？学生通过观察把所有指标记录下来。
　　张鹏云接任系主任以后，每年一万元的教学经费已不足以支撑该课程以几十元一条的狗为实验动物，换成了十几块钱一只的兔子或鸡。
　　而郑荣梁继张鹏云之后担任系主任时，大老鼠一只14元，“比兔子还贵”，小白鼠一只6元，他只能提供小白鼠做为实验动物。在实验中，动物越大，开展实验越容易，观察到的细节就越多。即使这样，到后来“我给学生连小白鼠都提供不了了”，郑荣梁想到了青蛙，“我想青蛙应该便宜些”。到市场一看傻眼了，一只青蛙六七元钱，“堪比小白鼠，青蛙都买不起了”。
　　他找到了曾与自己共患难的研究动物学的王香亭先生，“他非常了解两栖类动物的生活习性，我请求他告诉我怎么捉青蛙”。王香亭不仅欣然答应，而且亲自帮助。
　　每天晚上九点以后，两人骑着自行车、带着采集袋、打着手电筒，直奔鱼池岸边。起初，两人在蛙叫的地方用网兜捞，一晚上捞不了几只，“速度很慢，而且不够学生做实验”。当时全系需要做该实验的学生大约有30余人，每人每次实验中需要青蛙两三只。
　　后来，王香亭想到了在湖边扁形的洞里“掏掏看”，“那种扁的洞是青蛙的窝”。事先没有准备工具，两人徒手将洞口的沙子泥土挖了开来，里面竟是一个大洞，手电一照，十几只青蛙蜷缩在一起，两人喜出望外，赶忙又挖了几个洞，捉回来了百多只青蛙，“这下够学生做一个星期实验了”。
　　“谁料高兴得太早了”，两三天以后剩余的青蛙死了，“不是渴死的就是饿死的”，郑荣梁便“改进”了青蛙的饲养措施：捉回来以后在上面铺一层草撒上水、再盖一层布，“但还是没有东西喂它”，这样青蛙可以存活四五天，“我们就四五天去掏一次”。
　　一个学期之后，郑荣梁已熟练掌握了掏青蛙的经验技巧，并“传授”给了实验员，“这样学生的实验才得以维持了下来”。

相比经济上的窘迫，教学科研水平的亟待提升是郑荣梁作为生物系系主任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文革停学十年，正值国际生物学由传统的以描写叙述为主的老生物学向分子水平深入的新生物学急剧革新的过程，我国生物学远远落后了，兰大生物系则更显陈旧滞后，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而工农业所急需的生物技术和工程人才又无力培养，客观现实要求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郑荣梁环环相扣地设计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举措，修改专业名称、开设新课程、更新教学计划、加强教师进修培训、更新教师知识结构等等，但这一过程谈何容易，最大的阻力来自于部分教师。
　　“全体教师在理论上都承认应该新旧兼顾、突出重点、优先发展分子生物学，但是一到落实的时候，在经费、资源、招生名额、教师进修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上可就难而又难了。每位教师都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要动自己的蛋糕就寸步不让；谁都不肯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更别说修改专业名称了，有关教学改革的讨论就进行的很难；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全系教职工的子弟凡上生物专业的，没有一人在学老生物学，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分子生物学。我在历次会议上一再指出这个怪事，并希望大家把别人家的子弟当成自家的子弟来着想，让更多学生有机会选择分子生物学；还有经费分配和教师自身学业的更新，也都是十分重要而又麻烦的问题”。
　　每个教研组开会讨论教学改革事宜的时候，郑荣梁都亲自参加，“我跟大家讲国际生物学现状，讲我们改革的必要性，讲我们教师必须要先更新自己的教学知识，否则即使有新的教学计划，我们教师讲不了还是不行”。对反对比较强烈的教师，郑荣梁便单独聊天说服，甚至吵得天翻地覆，“这也无所谓，不伤感情的，大家都是为了公”。
　　尽管过程艰难，但最终，原来的细胞遗传教研组分成了两个教研组，以分别加强遗传与细胞，“因为国际上这两个专业在生物学近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
　　生物系每年仅有的8000元的教学经费，郑荣梁在分配会议上提议向“全系重点的生物化学教研组倾斜”，未获得大家认可，只得各教研组平均分配，“每个教研组分不到2000元，要维持一学年，可怜的不得了”，之后郑荣梁便将自己所在生物物理教研组的“那一份”拨给生物化学教研组使用，“它是拉动生物系朝分子生物学方向发展的重中之重”。
　　组织架构搭好了，接下来便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课程建设，开设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课程的最大难点在于缺乏授课教师，当时从外面引进人才有较大难度，培养自己的教师也并不容易，加上课程教材是全英文的，短时间内补课谈何容易。
　　幸而郑荣梁早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就“先行一步”发现了一位人才，尽管那时他的身份是“郑国锠先生科研秘书”，但已经开始协助郑国锠及生物系领导做一些系里基础性的工作。
　　1977年，郑荣梁被派去兰州炼油厂参加原油微生物脱蜡的研究工作，期间偶然见到了在北大就读于昆虫学专业研究生、比自己高两级的师姐陆瑶华，当时她在兰州炼油厂资料室工作。陆瑶华英文水平之高，“在我们这一辈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生物学专业出身加上高超的英文水平，不正是在当下以最快的速度自学分子生物学相关课程并开课的最合适人选吗？“当资料员太可惜了”。
　　从兰州炼油厂回来后，郑荣梁即以“郑国锠先生科研秘书”的身份找到了时任学校宣传部部长的聂大江，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如果到我们生物系来工作，能解决我们生物系的大问题”，希望学校能够将陆瑶华调至兰大生物系工作。聂大江不但痛快答应，而且还向时任校长辛安亭反映，同样得到了辛安亭的大力支持。经多方协调、办理手续，陆瑶华于1982年正式调入兰大生物系工作。
　　陆瑶华来校工作后即迅速投入了分子生物学相关课程的自学中，并很快开始面向生物系全系学生授课。为了尽可能扩大受益面，郑荣梁特意将该课程起名《普通生物学》，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讲普通生物学，“因为如果是《分子生物学》课程的话，面就有点窄了，只能几个专业的学生受益，而《普通生物学》就可以面向全系学生，大家都可以来选这门课”。陆瑶华的授课受到了学生的极大欢迎，可惜的是授课三年之后，陆瑶华于1985年调离兰州大学，“此次校庆校友返校，还有不少同学问起陆老师，回忆到她新颖的教学内容和生动的讲课风采”。
　　除了陆瑶华，还有一个人与郑荣梁、贾忠建息息相关，这个人便是胡晓愚。
　　胡晓愚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比郑荣梁高两级，先于郑荣梁被分配至兰大化学系工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被打为“右派”，后坐牢，文革结束后胡晓愚平反出狱，回到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组工作。时任有机化学教研组主任的正是贾忠建。
　　为了尽快恢复胡晓愚的名誉，贾忠建想尽了办法，但凡是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她自己都不参加，把机会让给胡晓愚，“让他到各个学术会议上去亮相，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他，所以那段时间贾忠建基本没参加过学术活动”。
　　终于到1982年有了一个前往美国进修的名额，学校选定的人选是贾忠建，贾忠建依然坚持将名额让给了胡晓愚，“贾忠建知道他回来以后会发挥很大作用”。于是，1982年至1984年，胡晓愚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迪戈分校化学系任访问学者两年，又于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索尔克研究所任研究员4年，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吉尔明教授开展工作。
　　索尔克研究所的研究专长为蛋白质，胡晓愚跟随罗杰·吉尔明教授便学会了氨基酸固态合成技术，“蛋白质就是生物化学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他回来后到我们生物系生物化学教研组来”。胡晓愚进修期满前，郑荣梁给胡晓愚写信表示“生物化学是我们生物系不可或缺的先进学科，我要靠它来支撑我们生物系，所以我太需要你来帮助我了”，胡晓愚答应回国返校到生物系工作。
　　实际上，胡晓愚的父母兄弟姐妹均生活在美国，其本科也就读于香港岭南大学，“我当时很担心他不回国或者回国但不回兰大来，完全有这可能”。
　　事实却是，1988年，胡晓愚带着氨基酸固态合成的全套技术和设备回到了兰大，接任生物系生物化学教研组主任，然后迅速开展工作，很快便合成了胸腺多肽。
　　对于胸腺多肽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但说到2003年的非典疫情，很多人并不陌生。在非典期间有一种提高免疫力的重要的辅助药物，就是胡晓愚在合成胸腺多肽以后制成的能够提高人身体免疫力的药物，在非典期间宝贵到“全国定量分配，其销售由海南省委控制”的程度。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胡晓愚便研制成功了该药物，只待进一步研究开发获得药物生产批准书即可投入生产，“当时我们都希望这个药能由我们兰大来生产”。于是郑荣梁和胡晓愚找到了时任校长胡之德，请求300万的经费支持，“相对于研究开发一个药物来说，300万并不算多”，但相对于当时兰大的经济状况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胡之德表示“无能为力”。
　　尽管没有得到学校经济上的支持，“但幸而胡之德校长治校开明，同意并支持胡晓愚从校外谋求资金”。
　　最终，一位海南的实业家给胡晓愚投资300万进行药物研发并得以成功，在非典爆发时成为紧俏药物。
　　郑荣梁给予胡晓愚的支持远不止这些。
　　在胡晓愚从副教授晋升教授的时候，因其发表的SCI论文篇数未达到学校规定的篇数要求，未通过学校有关职称晋升的第一轮讨论，郑荣梁比胡晓愚还要着急，他找到了时任校党委书记刘众语，替胡晓愚申诉道：“他固然只有一篇论文且是第二作者，但首先是第一作者是他的导师罗杰·吉尔明教授，吉尔明教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不可能越过导师成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难道不算特例吗？其次是他的这一篇论文里合成的是23个氨基酸，这要在我们国家，合成两三个氨基酸就可以发表一篇SCI论文，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篇论文可以拆成十篇，但索尔克研究所不允许，咱们到底重数量还是重质量？”刘众语当即表示承担责任，并向职称评定组说明情况，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过，胡晓愚得以晋升为教授。
　　胡晓愚也不负郑荣梁、贾忠建所望，在多肽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曾获得甘肃省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甘肃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开发胸腺多肽作为调节免疫功能的药物在1997年取得了卫生部的新药证书，上市后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完成ThymiCrelatedPeptides，Deltor鄄phins等50余个生物活性肽的合成及生理效应测定；制备具有顺磁性的AngiotensinII及其他生物活性多肽，并开发成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用2DNMR法推导出An鄄giotensinII及DeltorPhinII的三维结构。

自1958年来校工作至2005年退休，郑荣梁在兰州大学工作时间长达47年，在此期间除了科学研究方面的收获建树，在教学方面亦是硕果累累。
　　1959年夏天，郑荣梁从陇南文县返校后，即被安排讲授《生理学》课程中的神经生理和运动生理两个章节，并带实验课。后结合科研工作又先后开设过 《放射生物学》、《自由基生物学》、《量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多门课程。
　　他讲课有个习惯，从不照本宣科，喜欢自由地讲，顶多列一张纸的提纲，即使是第一次登上讲台也是如此，“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不喜欢照本宣科的老师，所以我要求自己不能做那样的老师”。这也得益于北大教学的特点：“北大上课就不太讲教科书上的内容，除了经典的和最重要的内容外，侧重讲新知识”。加之在郑荣梁上学的时候北大就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校讲学，专家讲授的往往都是最前沿的学科进展，“所以我也有一些学科前沿的知识储备”。
　　为了能在课堂上融会贯通、肆意挥洒，郑荣梁往往在备课时下足了功夫，查阅资料看文献，“基本十比一”，即讲课一钟头、备课十小时。
　　多年来，郑荣梁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32人、硕士研究生33人、博士后5人，其中不乏佼佼者。
　　刚刚从美国引进回到中国、现任药明康德公司生物医学工程部主任的顾继杰，发现了肿瘤抗原抗体，是国际上研究肿瘤免疫学的创始人。
　　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张红，主要从事重离子加速器治疗肿瘤方面的研究，获萨本栋应用奖，被推荐参加201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庆阅兵观礼。
　　现任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康九红，从事再生医学方向的研究，为国家干细胞转化资源库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干细胞重大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科技部青年科技领军人才，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任建国，从事肿瘤复发和转移机理及抗癌筛选的研究，兰大生物系硕士毕业后前往清华大学读博士，后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现为美国Ailoron制药公司首席科学家，Entrada制药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

2005年，郑荣梁、贾忠建终于以75岁左右的高龄退休。
　　退休后郑荣梁其实也并没有真正闲下来，仍然笔耕不辍，先后编写出版了《自由基生物医学》（台湾艺轩图书出版社）、《健康年轻就这么简单》（台湾艺轩图书出版社）、《长寿密码———抗衰老新解》（中国工人出版社）和《抗癌有新招严控活性氧》（人民卫生出版社）四本书；并应邀在校内外开展50多场有关抗衰老、防癌、健康生活等方面的科普讲座。
　　如今，郑荣梁的眼睛已经不允许他长时间阅读或看电脑，走在户外都需要戴墨镜，但他仍然没有放下他钟爱的教育科研事业。
　　每天，郑荣梁都坚持尽可能地上网阅读最新研究成果，看到感兴趣的内容或有自己的见解，他每每都会分享到研究生微信群里，就像他当年每逢出差必定参观所到国家或城市的图书馆和科技博物馆，回来的时候不仅跟学生分享所见所闻，而且总是带回来满满一箱书供学生学习查阅一样，“一定要让学生走在科技最前端”是他信奉的科研“信条”。
　　言及此处，郑荣梁说道：“兰大目前开展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研究工作就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及时抓住了西北特色，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如果再更加注重开放、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兰大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