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往往根据记载的资料去进行考察、分析，实际上是对历史进行重建的过程，而在构建都市的历史想象中，图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撰写城市文化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在都市研究中如何进行历史的想象？又该如何批判地认识图像？7月10日下午，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教授为第十四期暨南大学传媒领袖讲习班的学员带来了一场关于“都市历史的视觉重构——图像、想象和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知识盛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担任主持嘉宾。

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教授进行讲座

王笛教授以“眼见不以为实”为核心论点，分享了一套在城市研究领域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涉及如何面对、研究、解读各种图片、视频等视觉资料。

撰写城市文化的困境

王笛教授提到，历史有两种：一种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昨天就成为历史；另一种历史是我们对已经消失的历史的书写，本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建。在历史重建的过程中，最大的困境在于历史研究难以跳脱人的主观性。

在王笛教授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所谓主观，是指我们所写的历史是我们所看到的、所理解的历史，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性。科学需要经过反复的验证，但历史无法验证，即便使用相同的资料，写出来的历史却可能不一样，这就是主观性。“我们同意写出客观历史的追求，但我们也同意怀特所说的历史的写作是一种主观的行为。”当前学术研究所依靠的历史资料，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实际上只是一种文本，研究历史就是对文本的一种解读，难免会受到研究者自身的制约。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今天的眼光理解历史，用当代的思维剖析历史，未能突破时代的局限性。

随后，王笛教授向我们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即新文化史的兴起。在此之前，历史研究讲究用科学的手段，这使得历史写作越来越远离文学。为了深刻说明这一问题，他以《史记》为例进行对比，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文学性强、读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以后，历史研究就越来越枯燥，注重框架而缺乏描述、缺乏细节。

新文化史的兴起使历史研究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叙述的转向，它试图把历史的研究重新拉回到人文学科范畴。同时，也出现了图像的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依靠图像资料。在文字资料缺失的情况下，图像可以弥补相当大的空缺。借助图像资料的广泛应用，新文化史正试图克服城市研究中的难题。

都市的历史想象

想象属于文学的范畴，在做历史研究时理应避免对历史进行想象，但王笛教授指出实际上这种想象是不可避免的。

以都市的历史想象为例，撰写都市历史、研究都市文化本质上是在建构一个过去的城市，不同于砖瓦、房屋的建构，这是文字、书籍的建构。谁在想象？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都市。教育、家庭、经济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对都市的看法，不同的都市经历、都市生活、对都市的感觉，都会造成关于都市想象的巨大差异。

谁在记录？资料本身是带有偏见的，研究者必须要清楚材料可能只反映某些方面，也可能是被扭曲的。其次，研究者在消化资料的过程中，他的个人经历都制约其想象。经历既可以帮助研究者拓展、弥补资料中、图像中不存在的东西，但经历也会局限研究者想象，研究者也可能错过材料中的“蛛丝马迹”。如果抓住了这些细节，可能会找到有趣的东西。

对此，王笛教授向学员们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经历。他在整理茶馆的研究材料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一位打牌的老人。后来他去翻阅自己的材料，竟然在2015年秋天的照片中也发现了这位老人。相隔四年，这位老人两次出现在王老师的照片中，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存在某种必然性？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疫情期间，王笛教授由于自身无法去成都，便委托了四川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去茶馆寻人，一找就找到了。后来他自己再访茶馆，也遇到了这位老人。“时间仿佛停住了，有些非常微小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人在变老，但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茶馆的魅力何在？他在，茶馆的存在就是值得考察的的东西。”王笛教授谈到。

谁在想象、谁可以想象？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王笛教授提出了“想象的霸权”，认为在目前的研究中，只有少数精英的想象被留下了，普通人的想象始终处于缺席状态。

如前所述，经历和情感会左右我们对城市的想象，王笛教授认为带有某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也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但是想象必须受到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制约，尽量保持客观。历史可以想象吗？或者说想象的是历史吗？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写的任何东西都不可避免有想象的成分。“历史的城市”和“想象的城市”，即使所有的细节都有根据，但仍然是人们的头脑中重构的。

如何解读图像？

图像资料可以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以林亨特对油画的解读为例，王笛教授向学员们说明历史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但每一种解读都为理解历史往前推进了一步。历史研究者在使用图像时，必须时刻问自己是谁在用这种方式讲故事？目的是什么？

无论是绘画还是摄影都可能造成误读，这是由于眼光、思维等造成解读角度的偏差，读图时容易出现时空错位，甚至出现误读。在图像中被认为发生过的事情，可能未必是发生过的。如漫画所示，摄影机所展现出来的和实际在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

图像的局限

王笛教授指出镜头是客观的，但眼睛和头脑是主观的，因此照片和绘画是艺术家的都市想象，这种图像虽有根据却是有选择的。图像是我们了解和重构城市景观的依据，但是要注意图像文本和城市本身的差距。

王笛教授强调使用图像时要持怀疑的眼光。图像的作伪、移花接木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另一方面，对图像的误读也是普遍存在的。他认为文字和图像资料不可以自己说话，必须经过使用者的解读。要正确读图必须要了解图像的创作者。

图像资料研究和使用的关键在于保持批判的态度。批判是必要的，但持批判的态度并不等于持怀疑主义。对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也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辨别、通过我们批判的眼光才能对历史、对城市有更深入的了解。

互动环节，有学员提出“在做微观历史研究时，如何平衡文学想象和客观历史”的问题，王笛教授认为这涉及文学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其关键是要明确我们所使用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如果作者产出的是同时代文学，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资料使用。他以《平凡的世界》为例，谈到该书是路遥个人亲身对于乡村的观察，这种材料甚至比历史学家的观察更加深刻，就可以作为一种资料来使用。当然，小说毕竟是作者的主观创造，其中的主观性也需要警惕。

另一位学员提出“一切新闻都是记者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解读的当代史，难道就没有真实性吗？”对此，王笛教授认为真实性对于记者而言是他力图要表达的真实。因此，记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主张新闻采访应是开放的、让不同的媒体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使我们所看见的报道更接近于真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进行总结

随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进行了总结。因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城市想象研究，曾一果教授对王笛教授的讲座分外有感触。他指出，王笛教授是历史研究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向微观历史叙事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研究关注下层社会、日常生活和都市文化，并注重对多种资料的灵活使用，例如文学作品、日记、档案、小说、书信、城市指南、调查报告等，这种新文化史、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写法深受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到所表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不过，尽管王笛教授对历史采用新的叙述方法，将历史看作和文学一样的叙事文本，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叙述再现和建构历史。但是王笛教授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了历史本身，即注重对材料的严格考察和使用，写作可以借助不同材料作为证据，但历史学家是严谨的，对每一个材料都要以科学的态度仔细考察，王笛教授为了某个证据有时花费好多年时间去收集，这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学员分享

讲习班120蔡雨耘

王笛老师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可以是客观的吗？这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建构一个过去的城市，每个人有自己心目中的都市，都市经历、都市生活、都市感受，差别甚大，资料是带有偏见的，主观世界决定了我们所了解到的客观世界。例如一个人在城市中得到了善待，那他可能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但是也有人在这个城市中生活得不如意，那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今天在读图时，一是再现或重构了过去的城市，二是读出了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加入了今天的意识，因此，图像证史的方式，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讲习班247戴程程

王老师的讲座实质上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历史的记录者始终是人，主观性无法避免，客观的历史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管是作为文献还是图像的历史，我们都只能将其作为一种文本而非历史本身，眼见不一定为实，我们要有怀疑的意识。但我认为，这份怀疑不能跟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在大的宏观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必须有共识，否则又会沦为每个人各执己见，各有各的事实之情况。老师的主题很有意思，点赞！王老师的讲座实质上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历史的记录者始终是人，主观性无法避免，客观的历史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管是作为文献还是图像的历史，我们都只能将其作为一种文本而非历史本身，眼见不一定为实，我们要有怀疑的意识。但我认为，这份怀疑不能跟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在大的宏观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必须有共识，否则又会沦为每个人各执己见，各有各的事实之情况。老师的主题很有意思，点赞！

讲习班016沈芷伊

老师主要讲了四个问题“1.撰写城市文化的困境；2.都市历史的想象；3.图像的解读；4.图像的局限。”在后续的讲述中老师提及的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距离研究的城市越远，你的真实性就越少。”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想要报道更加接近真实，必须脚踏实地的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虽然我们无法复刻还原现实，但是只有距离现实越近，影视作品与新闻报道才会更有泥土性，生活性，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