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宜昌，少年的杨泽富初中毕业，意气风发。恰逢文化大革命期间搞三线建设，建了很多军工厂，杨泽富便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进了厂。4年努力，褪去稚嫩，杨泽富转眼便已经是厂里的二级工了。工厂里的杨泽富热心学习，4年时间每年一个工种，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获得了许多工友的认可。在无数工友的支持和推荐下，杨泽富终于来到了这座坐落于东湖之畔的华中工学院。

那时的华中工学院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艰苦的环境下，科学性的知识学校教的并不多，甚至连高等数学等基础学科都没有成体系，只是教学生如何操作如何动工，即便如此，杨泽富依然认真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在学业结束之际，厂里开始要求学生返厂工作，为厂里出力，而学校希望同学留校深造。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同学也都选择了返回厂里继续工作。杨泽富在这时陷入了迷茫，去或留，成了心头一块心结。就在杨泽富为此事头疼不已的时候，朱九思院长出现了。

“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把大学的课程重新完整的走一遍。”一句话，朱九思院长的一句话，改变了杨泽富的半生。

如潮似海般的求知欲从内心爆发，杨泽富的道路突然间散去了迷雾，变得清晰可见起来。他毅然追随这朱九思院长的脚步，踏上了华工的半生旅途。1977年留校到1980年，经过三年科学知识深造的杨泽富，厚积薄发，他不再迷茫，开始了教师之旅。几年来，干过班主任，做过辅导员，在与学生的相处中提升自己，不断将所学所思传授给下一代。其中有的优秀学生，至今仍在教育的前线奋斗，譬如电气学院的教师罗毅、李红斌等仍奋战在育人一线。杨泽富对华工的感情也因此而升华，这里就像是杨泽富的第二个家。

教研过后，等待杨泽富的便是科研。那时候学校处于发展期，需要搞科研搞建设，杨泽富因为在工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义无反顾冲在前列，担起了建设实验室的职责。技术的不成熟，科技的落后，使得建设实验室的道路举步维艰，学校要求各个系抽调人，费时间费精力，人力物力的投入效果却未达到预期，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下，大多数的合作者打了退堂鼓，退出了项目。可是杨泽富不一样，杨泽富咬了咬牙。

“即使所有人退了，我也不能退，不能让学校的资金打了水漂！”

那一刻，杨泽富学会了什么是迎难而上，也就是那一刻，杨泽富的身影显得那么光芒四射。在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之后，那所至今还沿用的实验中心——电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带着一代人的心血屹立在了华中大，留下了一批批珍贵数据和研究成果。

退休后的杨泽富依旧耐不住寂寞，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帮忙教授电路理论，虽然这里的同学基础差些，但是杨泽富从不抱怨。在教学时兢兢业业，在疫情上网课时期，任劳任怨，学习直播授课，每天盯着屏幕为同学批改作业，会为了同学们的一点点进步而感到莫大的欣慰，为线上可以更加高频率的与同学们交流而高兴。

谈及对下一代人才的教育理念，杨泽富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年轻人需要多进行体育锻炼，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现在学校不少的年轻教师身体都出现了问题，各种论文与科研的竞争压力，精力消耗非常大。如果不懂放松不去放松的话，身体很容易被压垮的。”

杨泽富曾经尤其热衷于打篮球，工作以后以事业为重，多年未曾锻炼。而且等到子女慢慢长大以后，更是朝九晚五地工作。后来身体素质开始下降，杨泽富决定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打乒乓球，后来还担任过学校乒协主席。由于打乒乓球比较消耗体能，杨泽富去了老年大学，学习拉二胡，杨老师告诫我们：年轻人需要多进行体育锻炼，身体才是基础。

杨泽富的女儿是在华工电信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去中科大读书，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回到学校任教，年纪轻轻已经是一名副教授了。

我们问起杨泽富，他是如何培养子女的？杨泽富笑了笑。“现在的家长把小孩逼得太紧了，各种辅导班课外班，搞得有点过了。教育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女儿高中有一段时间对数学有点失去兴趣，就找了个老师帮助她，并不是一味的讲题做题，而是找回了学习兴趣，后来就没让我操过心了。”

“学习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效率的提高，有的时候过度的学习压力则会适得其反，造成一种负担，导致学生从心底厌恶学习。学生是有天赋的，培养可以，但是不能逼得太紧了。我们作为老师更应当注意思维方式的培养，而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

赫尔巴特说过：“使教育过程成为一种艺术的事业。”在与杨泽富的对话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一位经验丰富、和蔼可亲的教育家形象，他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教师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

杨泽富与华工的故事，从那个时代开始，却永远不会结束。

这是华工故事里的沧海一粟，却传承这不朽的华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