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泛政治化氛围渗入教育系统，造成了部分教师的国家认同危机及在教育中的偏差立场和失范行为，加剧了部分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政治激进行为，对香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培育构成挑战。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开创了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新格局，应抓住这一契机，探索形成香港教师国家认同培育的“湾区方案”。具体而言，可借助湾区地缘优势搭建教师教育合作平台，发挥湾区枢纽功能推动香港教师内地研修，通过柔性机制参与香港教师培育，采用激励机制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香港特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认同；教师伦理

       近年来香港特区发生的系列事件暴露出回归后一代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危机。历次社会事件的参与者呈现低龄化趋势，如在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30岁以下青年成为参与主体，其中超过半数为22岁以下（回归后出生）的青少年；被捕人员中超过4成为学生，人数达到3286人（其中超过1000人为18岁以下，最小仅11岁）；全港506所中学中有超过200所罢课。近年来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及其培育问题进入学界视野。已有研究梳理了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了影响认同建构的公民观和政治价值观因素，并初步构建了认同培育的具体路径。具体而言，研究者结合国民教育风波和通识教育科改革案例，从殖民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化等多层面进行考察。研究显示，香港同胞的身份认同具有“中国人”和“香港人”双重属性，其国家认同基础是民族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的基础则是政治与公民身份认同，近年来以“本土”话语为代表的新类型身份认同出现增长。多年来香港的公民教育旨在推动政治社会化，强化社会规范稳定，然而近期的通识教育改革走向歧途，激化了学生对政府的负面态度。已有研究初步显示，造成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直接诱因在于：在香港各级学校中存在一批政治立场偏激、专业操守缺失、专业素养薄弱的教师，凭借其权威身份不断向青少年灌输负面价值观，传播关于内地的片面及不实信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开创了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也为香港师生的国家认同培育提供了新契机。应尽快建立有效的湾区教师教育协同机制，从源头入手培育爱国爱港教师队伍，探索形成香港教师国家认同培育的“湾区方案”。

一、教育泛政治化与香港教师的国家认同危机

（一）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氛围及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官方主导的“去中国化”话语将内地描述为“恶之他者”， 将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与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本土认同对立起来，造成了香港青年身份认知的‘倒错’” 。“英国人的企图，是要让香港在名义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实质上却是不受或少受中国政府操控的‘独立政治实体’”。受其影响，香港同胞的身份认同转向以政治和公民身份认同为本位的地域认同，并朝向“本土”话语等新类型身份认同不断转型，致使本土意识与爱国意识脱钩，国家认同弱化。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社会事件的推动，香港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泛政治化的制度文化氛围，在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形成了一批反对派教师团体（如“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他们在台前幕后操控教育问题政治化，排斥国家认同观和爱国主义教育，企图用非理性“民意”对抗政府。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具，与政治具有密切互动性，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香港学校的教师，尤其是公立学校的教师，他们属于公务员群体。在香港，成为公务员就必须遵守政治中立原则。《公务员守则》第3.7条就明确规定政治中立要求：不论本身的政治信念为何，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并须竭尽所能地履行职务。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香港教师都需要遵守效忠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他们可以在参与制定政策过程中坦诚而清晰提出意见，但在政府作出决定后，不论个人立场如何，教师应全力支持，将决定付诸实践，且不应公开发表个人意见。

       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推行了以政治社会化为宗旨的公民教育改革，虽然其初衷在于强化社会规范稳定，但由于通识教育改革走向歧途，反而激化了教育界的政治化，以及部分教师和学生对于特区政府乃至内地的负面态度。反对派把持了“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该协会是一个由香港的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各级学校教师组成的工会，现有会员超过8万人。香港学校的通识课分为六个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教育工作者邓飞曾指出，考试时“今日香港”单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七一大游行”、“立法会拉布”，而“现代中国”单元则题目很少，这就导致教师上课时“重香港轻内地”，而且通识课没有统一教科书，部分立场偏颇的教师为了方便，直接使用不良媒体的“动新闻”教育学生，向学生灌输负面理念，通识教育如同在做“街头运动”的政治培训。

        随着泛政治化的氛围渗入大中小学校园，“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等政治团体垄断了公众话语，以所谓“民意”对抗政府，“当一些有识之士要求在中学加强‘国民教育’时，就马上会被某些人士说成是对学生进行‘洗脑’”。在上述团体中，仅“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便吸收了全港85%的教师，长期编印负面宣传材料，发起教师游行，庇护教师不当言行，传播负面价值观，激化了部分教师的极端政治立场和失范行为。

     （二）教育泛政治化对教师国家认同的影响

       在泛政治化氛围的影响下，香港教师职前培养和在职进修环节疏于开展国家认同教育，以及正确的中国发展史和国情教育。在香港主要师培院校的课程体系中，涉及中国教育的内容极为有限，而国家认同教育则踪迹难寻。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位教师教育文凭”（PGDE）中文专业的23门课程中，没有专门讲授中国教育政策与实践的课程（见表1），而在香港中文大学相同专业的32门课程中，仅有1门《华人社会的教育改革》涉及中国教育改革①。此外，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三所主要师培院校的教师教育者中，有12.6%为外籍教师；在香港某教育学院的教育政策研究课程中，全部199篇参考文献仅有9篇为中文文献，仅有5篇涉及香港本土教育政策，没有任何一篇涉及中国内地教育政策。换言之，香港高校的教师教育内容所凸显的是英文话语体系下的知识。

        部分高校中开设国情类课程的教师自身也存在着政治立场的偏颇，在授课过程中向师范生输入负面价值观。同时，教师在职进修课程中缺少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也缺少客观反映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内容。由于香港教师大多成长于殖民政府时期，普遍对内地的政治体制存有负面印象，国家认同观念本就较为淡薄，而其所受教师教育中国家认同内容的缺失导致部分教师在自身的教学中抵触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教师队伍的选聘方面，当前的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忽视了对候选人国家认同和专业操守的考察。在香港，公立学校的职员编制教师由政府以公务员条款聘任，非编制教师与民办学校教师由学校以合约制聘用，香港《教育条例》对各类教师职业资格的规定限于学历、师训资历和无犯罪记录等方面的要求，而《香港教师专业守则》同样缺少关于国家认同和政治中立的规定。其结果是一批国家观念淡薄、政治立场偏颇、专业操守缺失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将课堂变成了传播负面价值观的阵地。

        现行的教育督导制度同样忽视了教师专业操守，缺少通识教育科和中国历史科专项教学督导。与自然科学科目不同，通识教育和历史类科目的大量教学内容不适合确定标准答案（通识教育科也没有统一教材），因而教师具有较大的专业自主空间，但教师专业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教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而应当以教学督导机制进行制衡。由于《香港教师专业守则》缺少关于国家认同和政治中立的规定，导致教育督导难以产生实效，也未能针对关涉国家认同的通识教育科和中国历史科设立专项督导，导致部分教师将课堂变成了宣传个人价值观的阵地。

二、香港教师国家认同危机致使青少年国家意识淡薄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加强“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引导香港同胞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和教育局着力推行通识教育科和中国历史科改革，力图强化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教育。然而，作为国家认同教育“播种者”的教师群体自身却存在着国家认同危机，导致部分学校的通识教育和中国历史等关涉国家认同的科目变成了灌输负面政治意识的舆论阵地。

       “由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的政治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依然广泛存在” ，多数香港教师受殖民教育历史的影响，加之较少有机会来内地交流，普遍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对内地社会和政治问题存在片面乃至错误的理解。同时，香港中小学校的通识教育科和中国历史科普遍面临师资短缺，很多学校仅有1-2位专业历史教师，故而采用中文科教师兼教中国历史科，而通识教育科亦常由其他学科富余教师兼任。这些兼任教师往往缺乏历史学科的系统化培训，知识面相对狭窄，受专业知识背景及个人政治站位所限，通识教育科和中国历史科教师在解读教材内容和选择教学素材时容易产生偏颇，导致大量关于内地的片面甚至不实信息在课堂中传播。调查显示：在香港的通识教育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攻击‘一国两制’、美化非法‘占中’、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对内地进行丑化污名化”等不良内容。使用此类教材的教师虽然未必有主观故意，但因缺少辨别力，客观上成为偏差信息的传播者。

       部分香港教师缺乏政治中立的专业操守，将讲台变成政治宣传的阵地。调查显示，一些香港教师自主编写的通识科教材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文宣品，被用来煽动学生参与激进违法行动” ，或在小组学习、课外学习等环节安排学生阅读矮化甚至丑化中国形象的教学素材，以及关于特定历史事件的片面材料。另有一些教师在日常言论中或社交媒体上主动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利用青少年服从权威和从众心理影响诱导青少年的价值观。此外还有部分教师以课后学习名义引导学生加入泛政治化社团，如以志愿者协会、读书会、社工团体和NGO为名的政治团体，或引导学生参加不利于内地形象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部分香港教师将参与示威游行视为“好公民”的一个品质，热衷参与针对内地的负面政治活动，或是纵容、包庇乃至鼓动学生进行参与。在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中，全港有超过80名教师因参与违法事件被捕，香港教育局接到了171宗关于教师专业操守问题的投诉，大多涉及教师不当言行及教学内容。在风波发酵过程中，部分教师默许乃至纵容学生进行罢课、联署，或暗中庇护暴力事件的参与者，妨碍警方调查取证，或是在学校公开组织联署、罢课，一些校长则准许师生在校内举办政治性活动。

       受此不良影响，许多香港青少年对祖国内地存在冷感和疏离态度，调研显示：“18-29岁的香港青年过去1年里有高达40.1%的没有去过内地，很少来内地（1-2 次）的有29.4%，两者加起来达到69.5%” 。日益淡漠的国家观念加剧了部分青少年的极端价值观和失范行为，近十年来全港的政治激进学生比例由9%上升至14%，在7%的班级中出现了三成以上的激进学生。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事件中，61%的参与者为29岁以下的青少年，而到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仅22岁以下的青少年就占参与者人数的一半以上，显现出回归后一代青少年日益加重的国家认同危机。一些青少年在非法事件中做出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包括侮辱国旗国徽、占领立法会、袭击警察和破坏公共设施等。在2020年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一道历史试题要求考生根据若干美化日本侵华的史料，回答是否同意以下观点：“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此类颠倒黑白的问题进入高考试题，本已暴露出香港教育界部分人日益淡漠的国家观念，更有甚者，根据事后香港考评局的考卷分析，有38%的考生认为日本侵华“利多于弊”。换言之，十二年的基础教育换来的是近四成香港学生对中华民族屈辱史和抗争史的冷漠，甚至敌意。

三、“湾区方案”：香港教师国家认同培育的可行出路

      对比香港教育界日益加剧的国家认同危机，澳门在国家认同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借鉴：自1984年以来，澳门教育部门强化与内地合作，依托与广东的地缘和文化渊源，通过澳门业余进修中心、澳门中华教育会和内地华南师范大学多方联手，形成了包含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内的结构完整的办学体系，主要由华南师范大学承担澳门的教师职前培养与在职进修任务。近四十年来的粤澳教师教育合作使得澳门中小学教师（多为本地居民）中有近七成为华南师范大学校友，普遍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以上经验显示：内地深度参与澳门教师教育，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德才兼备的特区教师队伍，更在于促进内地与澳门的教育文化交流，促进澳门同胞文化回归、人心回归，助推“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当前，香港特区的教师国家认同培育同样迎来了新契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随后《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相继落地。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推动下，粤港澳三地在基础教育交流合作、港澳子弟学校建设、高校合作办学和科研成果分享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教师联合会等湾区教师教育协同平台陆续创立，为改变香港教师队伍的现状提供了重要机遇。下一步应借鉴粤澳教师教育合作的成功经验，探索形成香港教师国家认同培育的“湾区方案”：借助湾区地缘优势搭建教师教育合作平台，发挥湾区枢纽功能推动香港教师内地研修，通过柔性机制参与香港教师培育，采用激励机制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一）借助湾区地缘优势，搭建教师教育合作平台

       在国家教育部层面进行统筹，发挥湾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之优势，推动湾区教师教育协同的制度化与法制化，搭建三地教师教育合作平台：

       第一，推动湾区教师教育协同的制度化与法制化。以《教师法》修订为契机，完善《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确立湾区教师教育合作制度，补充关于港澳特区教师任职资格、培养培训和考核奖励的规定。具体而言：应补充“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合作制度”的专门条款；补充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教师资格互认的规定；补充“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教师培训规划、教师表彰和奖励由中央政府教育部会同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制定”的条款。

       第二，由教育部牵头，协调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广东省三地教育部门，建立粤港澳教师教育协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教育部的统筹协调功能，建立内外两套工作机制：一是“教育部-广东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协同决策机制，围绕粤港澳教师资格互认、师培课程设计、内地教师赴港任教（特别是工作签制度改革）、爱国教育系列工程等重大事项展开充分论证。二是“教育部-广东省大湾区办-省教育厅”工作协调机制，作为中央与地方间信息沟通与工作对接机制，保障香港教师内地研修、赴港教师（含师范生）遴选、爱国教师团体培育、专项经费管理等工作顺利开展。

      第三，由教育部统筹推动粤港澳三地合作，设立“湾区教师资格证”制度特区，打通三地中小学师资流动渠道（特别是工作签制度）。具体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依托前述“教育部-广东省-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协同决策机制，三地联手推动湾区教师资格证制度创新。二是“湾区教师资格证”作为一项制度特区，并不会取代粤港澳三地现有的教师资格证制度，而是作为一种有效补充。三是在设定教师资格考核的先修课程及考核标准时，应突出宪法和基本法、国情和粤港澳教育制度相关内容，并实施教师专业操守一票否决制。

       第四，以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作为国家统筹推进粤港澳三地教师教育合作的抓手。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成立于2018年，是广东省《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部署的重要平台，依托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该平台可发挥两方面重要功能：一是作为粤港澳三地的教师教育枢纽，协调三地教育部门及师培院校开展教师资格互认、课程体系对接、教学质量评估和港澳教师内地游学等工作。二是整合三地师培院校资源，开设“湾区教育硕士”（学科教学）专业，招收内地双一流高校及港澳高水平院校优秀毕业生，为港澳中小学培养教师。

     （二）发挥湾区枢纽功能，推动香港教师内地研修

       由教育部会同香港教育局设置香港教师及师范生内地研修专项，作为教师专业发展选修课程，侧重于教师专业提升，潜移默化提高教师国家认同。

       第一，依托粤港澳三地中小学，开展湾区教师教学观摩。组织三地教师赴湾区各地中小学开展教学观摩，特别是安排香港教师观摩内地和澳门中小学的语文、历史、思想品德和劳动教育等课程，实地考察爱国主义融入各科教学的形式。每学年教学观摩共计5个工作日（或15个课时）。

       第二，依托教育部2013年推出的“香港与内地高校师生交流计划”，开展湾区师范生见习实习。组织香港“学位教师教育文凭”（PGDE）学生赴珠三角地区中小学开展见习实习，以为期1-2周的教育见习为主要形式（可作为必修学时），同时以为期2个月的教育实习作为有效补充（选修学时）。

       第三，依托重大节日纪念活动，开展“香港教师首都行”。依托国庆节、教师节、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等年度重大纪念活动，每年遴选香港在职教师和师范生代表共计100位，赴首都北京参加主题宣讲、大合唱、共和国故事汇、快闪、灯光秀、游园等纪念活动，增强其国家认同。

     （三）通过柔性参与机制，参与香港教师培育

       基于前述建议中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合作制度”，可建立一系列湾区教师教育柔性参与机制，打破香港教师教育“自产自销”的封闭循环，输送内地高校毕业生（含内地与香港居民）进入教师队伍。此举将从源头改变香港中小学的教师队伍结构：就短期来看，可以向香港输送一批通识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高素质人才，保障相关科目的教学质量和意识形态安全；就长期来看，能够在香港培育亲内地的教师群体，壮大香港建制派教师团体力量，形成爱国爱港的校园文化氛围。

       第一，深化教育部与香港教育局合作，激发香港高校“学位教师教育文凭”（PGDE）学程招收内地生的积极性，扩大其内地生招生计划。由教育部提供经费，资助香港教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相关学程扩大面向内地生的招生计划。其招生条件由教育部会同香港教育局协商制定，招生委员会由双方共同组建，面向内地“双一流”高校（特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顶尖部属高校）的基础学科优秀毕业生进行遴选，优先考虑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

       第二，由教育部牵头整合粤港澳三地教师教育资源，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开设“湾区教育硕士”（学科教学）专业，毕业时取得湾区教师资格证。由教育部开辟制度特区并提供专项经费支持，统整粤港澳三地师培院校的教育资源，对接三地中小学科目开设学科教学硕士专业。面向内地“双一流”高校和港澳高水平院校毕业生进行遴选，课程设置涵盖教育科学基础、课程与教学理论、学科教学知识、粤港澳教育制度、三地教育见习/实习等，凸显教师教育内容的教育主权性和身份认同性。

       第三，由教育部从部属院校中选拔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突出的专业教师，以及各地中小学的正高级教学名师，定期派驻香港高校和师资培训机构。授课科目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突出强调的国情类课程（宪法和基本法、国情、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和中小学各科教材教法及教育专业科目为主。通过引进原汁原味的国情和专业课程，为香港教师提供“打补丁式”培训，改变多年来的思想和认识误区，达到正本清源之效。

     （四）采用多种激励机制，深化教师爱国主义教育

       由教育部提供经费，在香港特区开展爱国教育系列工程，并扶持爱国爱港教师专业团体：

       第一，开展爱国教育系列工程建设。一是名师工程，遴选并资助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名师开展课程、教材和教案建设，经验收合格后成立名师工作室。二是精品课程，包含常规课程、校本课程、在线课程、课程资源库等形式，探索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通识教育科、常识科、生活与社会科、中国历史科、中国语文科、中国文学科、普通话科、地理科、音乐科等教学。三是奖励计划，通过优秀教师选拔、教学技能大赛、教学成果评比等形式，对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各科教学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进行奖励。

       第二，扶持爱国爱港的教师专业团体。目前，香港本地已形成以“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为代表的一批建制派教师团体，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自身拥有3.5万会员，是全港第二大教师专业团体。近年来在湾区层面也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教师联合会”，由华南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和澳门大学共同发起成立。未来应将以上团体作为在香港教育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抓手，为其提供经费支撑，举办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例如：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纪念活动、香港回归周年纪念活动、粤港澳教师论坛、香港教师内地行系列活动和教师专业操守工作坊。同时，加强各教师团体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形成爱国爱港的良好氛围。

      国家认同是香港教育发展必须坚持的底线。加强香港教师的国家认同教育需借助湾区优势，形成两地政府合力，为香港教师建立教育合作平台及类型多样的激励机制，以柔性方式参与教师教育全过程，提升香港教师群体对国家的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港澳台特区问题研究青年项目“香港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学校培育路径研究”（GD20YTQ01）

原文刊载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2第2期 本文作者：余晖、王晓芳、闫赵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