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政策社会学是当代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流派。该学派承袭批判理论传统与后结构主义方法论，超越了传统公共政策学的“经验—技术”研究视域， 重构了教育政策理论的核心问题：政策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通过民族志、诠释学、话语分析、轨迹分析和网络分析等质化与阐释方法，构建起具有学派特色的概念与理论“工具箱”。以一批特色刊物为理论阵地，促进学派理论传承与创新。在学派的核心系统与外围系统间存在着持续的人才环流，维系着学术共同体

［关键词］政策社会学；批判理论；教育政策；学派创生

教育政策社会学发端于20 世纪80 年代，是当代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流派， 其形成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自90 年代以来形成国际浪潮。1984 年，约翰·朴南迪（John Prunty）的《教育政策分析的批判性重构》（A Critical Reformul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出版，发出了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的先声。1987 年，珍妮·奥泽加（Jenny Ozga）正式吹响“政策社会学”的理论号角。1990-1992 年，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的《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Poli⁃ 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Education：Explorations in Policy Sociology）和理查德·博维（Richard Bowe）等人的《改革教育 变革学校：政策社会学案例研究》（Reforming Educa⁃ tion and Changing Schools：Case Studies in Policy Sociology）相继出版，勾勒出了教育政策社会学的理论体系。1993 年，“教育政策社会学的新方向”国际学术会议举办，与会者围绕教育政策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并于次年在《英国教育学研究》（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组织发表专刊“处在十字路口的教育政策研究”。此后相继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如1997 年山德拉·泰勒（Sandra Taylor）等人的《教育政策与变迁政治学》（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进入21 世纪，教育政策社会学的学科边界逐步明朗，研究范式趋于稳定，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学术共同体大体形成，该时期的成果集中体现于2007 年鲍勃·林加德（Bob Lingard）与珍妮·奥泽加主编的《教育政策与政治学手册》（The RoutledgeFalmer Reader in Educ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笔者将通过构建学派创生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核心问题、理论体系、理论阵地和学术共同体等学派创生要素出发，对政策社会学流派的学术脉络进行系统梳理， 并分析其对中国特色教育学派建设的启示。

一、学派创生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资料

综合学界共识，学术流派是围绕若干代表性学者，基于学术传承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具有自成一家的理论核心问题、研究进路与理论体系，依托若干研究机构、学术组织与出版物为学术阵地，产出丰硕的学术成果。学术流派通常具备以下核心要素：第一，独特的理论核心问题是学派的内核；第二，理论体系是学派形成的标志，突出表现在方法论革新与概念体系重构；第三，学派的主要理论阵地是特色学术刊物，是理论传承与创新的纽带；第四，学派的学术共同体包含核心系统与外围系统，在两个系统间存在着持续的人才环流。

基于学派创生的四要素分析框架，结合关于教育政策社会学的实证资料，可归纳出该流派的四大核心要素：以解构教育政策作为理论核心问题，通过质化与阐释方法建构独特的理论体系，以《教育政策学刊》（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等特色刊物为理论阵地，通过学派核心与外围系统间的人才环流维系学术共同体凝聚力。图1 展示了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四大核心要素。

在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进行资料收集。首先，借助参与国际会议和学术讲座的契机，向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十余位知名教育学者咨询以下问题：教育政策社会学派有哪些代表性学者、著作、期刊、机构和学会？并整理出被提及五次以上的代表性条目。同时，在余下的学者名单中进行交叉比对，若同时满足“代表性学者、著作作者/主编、机构负责人（历任）、学会负责人（历任）和期刊主编（历任）”中的三条，则同样认定为代表性学者，余下则认定为学派骨干成员，代表性学者的高频合作者（共同出版论著10 篇/部以上）亦认定为骨干成员。在确定学派代表性学者、著作、期刊、机构和学会后（详见表1），系统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并利用研究者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便利条件，对5 位相关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参与相关学术活动，以“局内人”①视角进行参与式观察。

二、解构教育政策：批判理论视域下的理论核心问题

理论的产生源自问题，“问题的显现主要在于原有理论和客观现实的不吻合状态。”［6］在科学研究中，当原有的研究范式无法应对一系列反常现象时，会带来科学理论的危机，推动着新范式的产生，而范式转换背后蕴含着“世界观的转变”。伴随“世界观的改变”而来的是理论核心问题的重构，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反思、学习，对自己头脑中已经形成的观念、认识系列产生疑惑，发现问题，并着力于为何会形成这些认识，其依据是什么，因怎样的思维方式而形成，这些思维方式本身是否合理”。理论核心问题的建构具有时间敏感性、空间敏感性和文化敏感性，不同的时空坐标创设了差异化的问题情境，而文化视角的差异影响着研究者的思维重心。“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且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简言之，理论核心问题是一个学派的内核，决定着研究的议程，派生出具体的研究问题.

对于教育政策社会学派而言，其理论核心问题的建构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工业发展与资本垄断所加剧的社会矛盾，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批判理论潮流。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学说盛行，“揭示隐藏在社会和历史脉络之下的社会关系，并呈现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要素”，支撑着反抗压迫性社会结构的政治抗争。到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右派政治势力崛起，但其施政理念和公共政策广受诟病，导致各国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也推动着批判性社会理论进一步发展，使得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等人的学说广为传播，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广泛，并向教育等各个领域延伸。与此同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亦出现了后现代转向、后结构转向与后实证转向，社会建构主义、阐释理论等思潮对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在这一时期，批判性社会理论与后结构方法论的汇流推动着社会科学理论核心问题的重构。

20 世纪70 年代兴起的新教育社会学浪潮推动了批判性社会理论向教育领域的扩展，并伴随80 年代英澳等国的大规模教育改革进入了教育管理和教育政策研究者的视野。由此，教育政策社会学先驱们开始探索社会结构对教育活动的塑造，提出了全新的理论核心问题：教育政策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预设，这些学者不再把政策现象视为既定的事实， 或是视为一种“议程设定—文本形成—政策执行”的自上而下的线性过程，而是将其理解为经权力实质化的社会建构，并对教育政策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界定：政策是对权力关系的重塑、配置与破立。在认识论层面，有别于传统上“揭示政策规律—分析政策影响—提出政策建议”的“经验—技术”研究视域，教育政策社会学呼吁从“为政策而研究”（research for policy）转向“对政策进行研究”（research of policy）。

教育政策社会学致力于解构根植于教育政策中的“权力与控制”，消解关于政策的“常识性”和“理所当然”的认知，揭示渗入日常生活的被政策合法化的支配、压迫与剥削结构，尤其是规训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阶层再制、全球化、市场化、私营化、问责制、数字治理等支配性结构要素。其研究从政策制定者的单一视角转向政策活动中边缘化乃至缄默的主体（如家长、学生与教师），从对学校教育的关注拓展至家庭教育、影子教育和技能培训，立足于政策文本形成、学校管理、课程教学、师生互动、家庭教育等中微观问题情境，从阶层、性别、种族、文化差异、流动性和障碍性等维度入手开展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社会结构变迁对教育政策的形塑、新自由主义逻辑对教育的渗透、教育中的表现管理与问责机制、政策文本形成中的话语建构、教育政策进入学校场域的演变机制、教材设计与教学活动中的文化霸权，以及师生互动与家长参与的种族、阶层与性别差异。

基于批判赋权性的研究立场，教育政策社会学反对政策研究者追求价值无涉，并旗帜鲜明地倡导公平正义、个体自由和机会均等导向的政策价值观，力图通过研究产出有助于改进政策与管理的价值判断，推进建构性民主实践。也正因如此，相较于“为政策而进行的研究”对于现有政治架构、政策体系和实践脉络的依存性，教育政策社会学始终对既有传统、既成偏见、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保持理论警觉。此外，其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并不止步于批判和解构，而是秉持激进人文主义的解放品格，力求通过批判性分析产出赋权性知识，“为反霸权行动创造概念和政治架构”。［33］部分教育政策社会学者更是直接投入社会行动，以学术研究助推政策改进。例如，学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迈克·阿普尔（Michael Apple）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任教中小学时便投身师生权益运动，曾担任过教师工会主席，进入学术界后亦将关怀弱势群体的底色带入学术研究，毕生致力于批判教育学建设，为教育改革促进公平正义提供理论支撑。

三、理论工具箱：质化和阐释导向的理论建构

教育政策社会学“根植于社会科学传统，历史地研究问题，采用质化和阐释的方法”，其研究立足于批判性社会理论传统，依循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解释主义方法论，形成了特色化的“概念与理论工具箱”。通过在研究者、受访者与第三方资料间建立三角互证，深挖受访者个体生活经历背后的社会结构要素及权力关系，从政策行动者（如决策者、行政官员、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各自的视角出发，考察其如何感知与理解所处的社会与文化，从而揭示微观层面的校内会议与宏观层面的政策议程之间的关联。

政策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倡导“在自然情境下进行长期的体验性研究，使用无结构的方式收集资料，探究研究对象（自身）的意义建构。”斯蒂芬·鲍尔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教育政策研究，形成了政策民族志的研究路径：深入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访谈关键人物、参与政策制定，扎根于观察记录、访谈文稿、文本材料和图像资料，梳理和解读政策行动者的价值观念、政策感知与博弈行为。以一项关于政策实施的研究为例：该研究以4 所普通中小学作为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法，开展了为期两年半的田野调查，考察个性化学习、学业测验和行为管理政策在学校层面的实施状况，最终梳理出内化于学校实践的170 多项相关政策，丰富了学界关于学校政策实施与再制定的认识。

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文本/语言导向的话语分析路径，将语言视为一种社  会实践形态，侧重对文本的阐释和解构，分析其在社会权力结构再生产中的作用。教育政策社会学者将诠释学方法引入教育政策分析，将政策文本视为多元行动者所建构的价值载体，其中充斥着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以及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博弈及张力。例如，迈克·阿普尔从文化政治学视角开展批判课程研究，聚焦于承载“官方知识”的教科书和教育政策文本，深挖文本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干预及文化霸权，由此倡导三种具有反霸权行动意义的读写能力：批判性读写能力、赋权性读写能力和政治性读写能力。上述诠释学导向的政策分析力图解构政策文本中蕴含的意义与观念体系，特别是隐藏其中的权威性价值及其分配，同时，注重考察行动者的经验、历史、技能与资源对其“解码”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阐释所发生的具体情境。

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是教育政策社会学者将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archaeology）和系谱学（genealogy）方法引入政策研究而形成的分析路   径。不同于诠释学导向的偏重文本/语言的话语分析，福柯式话语分析聚焦于话语背后的“知识/权力型构”和话语形成的历史、政治与社会脉络，为重新审视教育实践及政策背后的权力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这一分析路径将教育政策视为一种话语实践， 梳理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主导性话语体系，分析隐藏其间的话语形成策略（如控制、筛选、组织与再分配），揭示话语实践对“教育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塑造，如“好学生”、“好教师”和“教育目的”的标准，从而解构“特定政策议论所可能合理化以致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及结构性偏向与扭曲”。

场域分析（field analysis）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教育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实践逻辑、生存心态（habitus）和资本等概念框架，政策场域分析着重考察教育政策场域在社会空间及权力场域中的相对位置，梳理场域中的实践逻辑和权力结构，揭示与之同构的资本形态和行动者的生存心态。以一项关于教育政策文本风格“新闻化”的跨场域效应（cross-field   effects）研究为例：新闻场域对于教育政策场域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媒体化过程”而得以实现，其实质是新闻写作和媒体运营的逻辑（传媒逻辑）渗入教育政策场域，改造了后者的运行逻辑（行政逻辑），使得政策文本的写作者重视政策文本的媒体传播率，导致政策文本的结构、文风和标题与新闻作品趋同。

政策轨迹分析（trajectory analysis）是富有教育政策社会学特色的分析路径。不同于传统公共政策学的政策周期理论框架，教育政策社会学者指出，教育政策活动并不是一个阶段分明、清晰完整的线性过程，其演进、发展和消逝深受地方条件、政策资源、历史状况和主体意愿的影响，政策在学校层面的实施亦面临“再情境化”。因此， 教育政策分析需正视政策活动的复杂性、冲突性与不完备性，应确立多层次的分析视野，关注政策的时空特性及情境性。“政策环”（policy cycle）是政策轨迹分析的重要理论框架，聚焦于教育政策在中央、地方、学校、班级和家庭间的演进轨迹，梳理五类政策脉络情境（影响力情境、文本形成情境、实施情境、效应情境、政治策略情境），考察行动者在上述平行脉络中的互动、博弈与妥协。此外，“政策环”分析框架亦可与福柯式话语分析进行整合，以进一步揭示贯穿于五类政策脉络情境中的话语实践及其权力关系。

政策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是一种新兴的教育政策社会学分析方法，来源于民族志取向的网络分析法（network   ethnography）。政策网络分析强调基于网络图的可视化分析路径，突出了政策分析的空间维度，力求揭示政策社群的结构及行动者间的关系网络。近年来，教育政策社会学者聚焦于新公共管理主义下“国际—国内— 地方”的多层级教育政策网络，关注新兴网络治理形态（network governance），考察跨越公/私部门的新兴行动者（如教育公司、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等）在政策空间中的角色  与作用，剖析官僚、市场与网络形态交织形成的异构型结构（heterarchies）及其对教育政策的影响。

四、理论阵地：特色鲜明的批判教育研究刊物

1987 年，英国学者珍妮·奥泽加首倡“教育政策社会学”，获得教育政策学和教育社会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1993 年，在英国南安普顿举办了主题为“教育政策社会学的新方向”的学术会议，来自英、澳、新等国的与会者就教育政策社会学的价值取向、理论基础、方法论和概念框架等问题展开大讨论，产生了观点上的碰撞乃至激烈交锋。会后，鲍尔、林加德、米里安·亨利（Miriam Henry）、理查德·哈奇（Richard Hatcher） 和巴利·托亚（Barry Troyna）等学者以《教育政策学刊》、《话语：教育文化政治学》（Dis⁃ 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英国教育学研究》等刊物为阵地展开了论战，特别是在《英国教育学研究》推出了专刊“处在十字路口的教育政策研究”。1997 年，鲍尔在《英国教育学刊》（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发表的《教育政策社会学与批判性社会研究》（Policy Sociology and Critical Social Research）成为教育政策社会学步入“常规科学”的重要标志。由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发展历程可知，学术刊物在学派创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传播新兴学说、促进学术争鸣、凝聚学界共识，成为学派理论传承与创新的纽带。

经过近40 年的建设，教育政策社会学派打造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学术刊物。学派的旗舰性刊物是《教育政策学刊》，创刊于1986 年，是影响因子最高的教育政策专业刊物。其创刊词中指出，“我们的宗旨是批判性地分析各领域、各层级的教育政策”，致力于推动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欢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导向的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关于该刊的办刊宗旨，现任主编卡罗·文森特在其任职声明中重申了创刊联合主编艾弗·古德森（Ivor Goodson）的定位：本刊将持续为揭示教育政策背后的权力关系提供实证素材与理论资源。《 英国教育社会学刊》（British Jour⁃ 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创刊于1980 年，尽管作为一份教育社会学专业刊物，但其对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为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来自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同样创刊于1980 年的《话语：教育文化政治学》则偏重于文化政治学视角的教育研究成果，为教育政策研究贡献了另一套理论资源。《批判教育研究》（Critical Stud⁃ ies in Education）是一份批判色彩鲜明的教育理论刊物，创刊于1957 年，原名《墨尔本教育研究》（Melbourne Studies in Education），后于2007 年改为现名，以突出批判性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与前述刊物相比，《批判教育研究》有着更为鲜明（或许也更为激进） 的价值立场，拒绝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倡导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研究视角，呼吁研究者以处境不利群体之立场批判教育体系中的支配与压迫结构，并提出可行的变革方案。尽管上述刊物的关注领域、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然而其对教育政策社会学核心问题的回应却如出一辙，该问题为“教育体系与改革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围绕着共通的理论核心问题，上述刊物为教育政策社会学贡献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

伴随着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上刊物适时推出反映教育政策社会学最新理论进展的专刊。比如，《教育政策学刊》自创刊以来年均推出一期专刊，大多反映了教育政策社会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如“后现代、后结构主义与教育政策”、“教育政策与社会阶层”、“教育研究与政策中的后结构主义”、“布迪厄与教育政策研究”和“米歇尔·福柯与教育政策分析”等（详见表2）。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和编委群体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例如， 鲍尔在担任《教育政策学刊》主编的同时担任其他三本刊物的编委；文森特同时担任 了《教育政策学刊》和《英国教育社会学刊》的副主编；汤普森同时担任了《教育政策学刊》和《话语：教育文化政治学》的副主编；阿普尔则同时担任了三本刊物的编委。这样的人员结构有助于巩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同时支撑着教育政策社会学分支流派的多样化发展。除上述教育政策社会学特色刊物外，学派的骨干成员还广泛进入其他综合性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社会学刊物编委会，拓宽了学派的外围理论阵地，如《英国教育学刊》、《英国教育学研究》、《伦敦教育评论》（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国际教育社会学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教育行政与历史》（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全球化、社会与教育》（Glo⁃ balisation，Societies and Education）等。以上刊物曾推出多期教育政策社会学专刊，助推学派发展。例如，《英国教育学研究》1994 年推出“处在十字路口的教育政策研究” 专刊，《伦敦教育评论》2013 年推出“斯蒂芬·鲍尔与教育政策研究”专刊。

五、人才环流：共同体凝聚力的保障机制

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学术共同体包含核心系统与外围系统。其核心系统包括斯蒂芬·鲍尔、杰夫·惠迪（Geoff Whitty）、迈克·阿普尔和鲍勃·林加德等代表性学者所在机构，也即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和昆士兰大学等学术重镇， 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等重要研究机构。其中，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学派大本营，拥有深厚的教育社会学和批判教育研究传统，自20 世纪40 年代以来，先后有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 nstein）、迈克·扬（Michael Young）、杰夫·惠迪和斯蒂芬·鲍尔等学者传承教育政策社会学学脉。学派的外围系统主要包括从事批判教育学、教育政策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相关机构及学者。将核心系统与外围系统连接起来的纽带包括前述学术刊物以及若干学术团体：1998 年，英国教育学会（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成立了社会正义专业委员会（Social Justice Special Interest Group），创始之初便以“社会正义与教育政策”为题举办专题研讨会，助推社会正义立场的教育政策研究，［56］之后又于2008 年成立了社会理论与教育专业委员会（Social Theory and Educa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推动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等理论资源与教育研究的整合，拓展教育政策研究的概念和方法体系；2001 年，欧洲教育学会（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成立了教育政策社会学与政治学专业委员会，后改名教育政策与政治学研究专业委员会（Policy Studies and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twork）；澳洲教育学会（Aus⁃ 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同样成立了教育政治与政策专业委员会（Politics and Policy in Educa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

长期以来，学派核心系统内部存在着持续的人才流动，有效保障了学脉传承。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该校为纪念校友、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而设立了“卡尔·曼海姆教育社会学讲席”（Karl Mannheim Chair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成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社会学讲席，也是教育政策社会学派学术领袖地位的象征。1992 年，杰夫·惠迪从巴兹尔·伯恩斯坦手中接过这一讲席。2001 年，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斯蒂芬·鲍尔接任讲席，杰夫·惠迪则转任院长一职，由此，教育学院的行政领导与首席教授均为教育政策社会学派成员。2016 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贝琦·弗朗西斯（Becky Francis）调任教育学院院长，同样来自国王学院的路易斯·阿彻（Louise Ar⁃ cher）亦转入教育学院并接任卡尔·曼海姆讲席，再现了2001 年的情况。对此，一位学派成员受访时表示，这一人事格局对于巩固学派的发展，以及稳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在学派中的核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同处学派核心系统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引入学术带头人，有助于保障学脉的稳定传承，同时降低学术近亲繁殖风险。

与此同时，在学派核心与外围系统之间也存在着持续的人才环流。以学派代表性人物斯蒂芬·鲍尔①为例，其本科至博士均就读于社会学系，1978 年取得萨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教育社会学方向），并留校任教于全球研究学院。1985 年，转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育系。在八九十年代，鲍尔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引入教育政策研究，成为教育政策社会学研究的先驱。2001 年，鲍尔被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以卡尔·曼海姆教育社会学讲席引进，后于2006 年入选为不列颠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 ish Academy）。不难发现，鲍尔的职业生涯始于外围系统的萨赛克斯大学社会学科， 后进入教育学科，并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展为教育政策社会学派重镇，此后进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巩固了学派大本营的地位。

学派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杰夫·惠迪的案例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外围与核心系统间的人才环流。惠迪早年求学于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专攻教育社会学，1973 年毕业后进入巴斯大学，后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之间辗转。1992 年，惠迪重新回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接任卡尔·曼海姆教育社会学讲席，后转任院长至2010 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2010 年间，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杰夫·惠迪和斯蒂芬·鲍尔分别担任教育学院的行政领导与首席教授， 依托学院的平台和国际影响力，巩固了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学术地位。此后，惠迪再度离开核心系统，任教于巴斯大学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与鲍尔相比，惠迪的职业流动频率更高、范围更广，且兼具学术领袖和高校领导经历，其职业流动促进了教育政策社会学的扩散传播。

六、结论与讨论

诚如文章开篇所述，“学派”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至少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论者可以质疑：什么样的学科共同体称得上是“学派”？一个学派的边界又该如何划定？“学派”的概念本身是否为真命题？上述疑问反映出学派概念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学派”到底是一种实证意义上的科学世界中的“社会现实”，还是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为了发展需要而共谋的话语策略①？当然，以上问题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抛开学派概念的不确定性，学派创生的视角本身为梳理教育政策社会学的理论核心问题、理论体系、理论阵地和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条独特思路。顺着这一思路，本文力图揭示：教育政策社会学作为一个特色学术流派，其理论创新和共同体凝聚力的来源是什么？

首先，教育政策社会学是推动公共政策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力量，其理论核心问题形成于对传统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超越。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叶海卡·德洛尔（Yehezkel Dror）、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等学者所开创的公共政策研究传统注重“为政策而研究”（research for policy），力图为社会问题提供 “技术性解决方案”，因而围绕决策部门的线性决策过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设定自身研究议程，并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对复杂社会政策现象进行描述和简 化。然而以“揭示政策规律—分析政策影响—提出政策建议”为旨趣的“经验—技术” 研究视域导致了政策研究的简单化、表面化和碎片化，难以有效揭示政策现象背后的 社会权力结构。例如，教育政策为何总是无法完全按照决策者的预期得到执行？如 何（量化地）判断教育政策在道德和价值方面的成效？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上述传统 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弊端开始浮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受到来自批判理 论和后结构主义学说的批判。而批判性社会理论与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汇流为教育 政策研究者打开了眼界，使其开始关注社会结构对教育活动的塑造，进而提出了全新 的理论核心问题：教育政策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这一问 题成为教育政策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其次，教育政策社会学以方法论革新为基础，重构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概念体系。为克服传统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之弊端，教育政策社会学从批判理论视域出发，依循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解释主义方法论，采用政策民族志、诠释学、生活史、福柯式话语分析、场域分析、政策轨迹分析、政策网络分析等质化与阐释方法，为教育政策研究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概念与理论“工具箱”。其特色与旨趣在于消解关于教育政策的“常识性”和“理所当然”的认知，进而解构根植于政策中的权力与控制。此外，教育政策社会学还针对传统公共政策研究中“人”的失语状况进行了批判，指出“人”既是政策的受众也是政策的实施者，由于“人们”的身份、立场、观念和诉求不尽相同，使得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教育政策分析应当“着眼于人”（peo⁃ pling policy），摈弃“将学校或教师视为问题源，而将政策视为解决方案而非问题本身”的传统思维，着重考察不同政策行动者的立场、诉求与博弈。

此外，教育政策社会学以特色刊物为理论阵地，以核心与外围系统间的人才环流为交流机制，维系着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在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教育政策学刊》《英国教育社会学刊》《话语：教育文化政治学》《批判性教育研究》等特色刊物扮演着关键角色：从20 世纪90 年代学术共同体关于教育政策社会学价值取向、理论基础、方法论和概念框架等问题的大讨论，到三十余年来不断推出的反映学派理论新进展的专刊，以及各刊物在编辑、编委配置方面的交叉和轮替机制，各刊物合力发挥着传播新兴学说、促进学术争鸣、凝聚学界共识的作用。对于学派的理论传承与创新而言，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学派核心系统与外围系统间的人才环流，通过这一机制不断巩固着学派的学术重镇，保障学脉的稳定传承，并降低学术近亲繁殖的风险。

在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在服务决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在理论核心问题建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理论体系的原创性和系统性等方面仍然有待发展。梳理教育政策社会学派的经验，能够为我国的教育政策学科建设乃至学派培育提供有益借鉴。学派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学者的个体努力，又有赖于学者间跨院系、跨校乃至跨国的合作，还需要来自高校的制度配套。在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教育学派培育应从“个体—学院—高校”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实现学派四要素（理论核心问题、理论体系、理论阵地和学术共同体）的有效对接和良性互补， 提升学术流派的凝聚力和理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