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岳麓书院的优良治学精神和办学传统。深受岳麓书院影响的青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科学结合，对中国古老命题“实事求是”进行了伟大改造，逐步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

一、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

湖湘之地最直接的精神就是“经世致用”。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治学精神与《汉书》中“埋头故纸堆”的“实事求是”，以及不关注现实的乾嘉考据学的“实事求是”存在根本不同，有着深厚的“经世致用”基因和湖湘文化渊源。

从宋代开始，岳麓书院就是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和湖湘文化重镇。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岳麓书院上承程朱理学，赓续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以古人实学自律”和“体”“用”合一的“圣人之道”，提倡儒学要回到务实践履的“本”上来，推行“成就人才，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湘学学统。

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办学思想，为明清鼎革之际的岳麓书院学生王船山所发扬光大。空前的民族灾难使他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抓住“道”“器”关系这一要害问题，“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在湖湘士人中形成了突出的经世实学风尚。在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岳麓书院学生魏源重张经世致用旗帜，批评考据学家皓首穷经，掀起了晚清务实之风。魏源之后，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藩“详览前史，讲求经世之学”，对“实事求是”做出了非常接近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解释，“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一解释具有将考据学命题转换成认识论命题的意义，对岳麓书院学人产生了深远影响。1917年，岳麓书院改制后的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追求真理，标志着“实事求是”以校训方式焕发出岳麓书院治学传统的风采。

千余年来，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岳麓书院重践履、务实行的办学传统源远流长，从来不曾断流。恰如杨昌济所言：“湘省士风，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他所说的“学风”，指的就是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统，极大发挥了学术的社会政治功能，尤其是对明清和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岳麓书院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自汉代以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曾出现过。但这些“实事求是”的本意，或与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本质大相径庭，或与青年毛泽东当时的生活工作实际相距甚远，都没有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治学精神对于青年毛泽东的影响直接而深刻。其中，除了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湖湘学风熏陶之外，至少还包括岳麓书院先贤思想传承、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校训等影响因素。

在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面向社会传播、湖湘学统受到普遍尊崇的千年里，湖南形成了颇具地域特色的湘学士风，潜移默化了湖南人的文化性格，渗透到湖南人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注入了带有岳麓书院标识的历史基因和文化积淀。毛泽东前30年几乎都是在湖南特别是长沙度过。这对于处于“拔节孕穗期”的毛泽东而言，湖湘学风是影响和塑造他注重实践、讲究实用的文化性格的一条重要文化脉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指出，“岳麓书院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除了受到湖湘学风的浸润，毛泽东还深受岳麓书院所培养的历代先贤的影响。这是青年毛泽东面向现实、注重调查研究的学风和作风的一条重要思想来源。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深刻记载了岳麓书院学生王船山、魏源、曾国藩，特别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等岳麓书院先贤对他的传承影响。使得青年毛泽东尤其注重对国家社会、实际事物的研究学习，以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以致青年毛泽东不仅利用节假日深入农村“游学”，而且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大声疾呼这种“实际的运动”;在创办《湘江评论》时，他坚决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在创立新民学会时，他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列入“会章”，带有鲜明的杨氏风格。

1916年至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一边学习劳动，一边实施他的“岳麓新村”计划，一边从事主编《新湖南》等革命活动。寓居期间，岳麓书院讲堂檐前“实事求是”匾额，对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最直观、最形象、最具体的启迪，使得青年毛泽东对这个古老命题有所思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指出，“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与此同时，岳麓书院对于毛泽东的深刻影响还远不止“实事求是”，而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岳麓书院学规对于青年毛泽东酷爱做读书笔记、晚读早起的读书习惯养成；岳麓书院“读史六法”对于毛泽东在读史中注重联系实际的解读方法形成；以及岳麓书院另一校训“整齐严肃”对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等，均有深刻影响。

三、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古老命题的创新性改造

在当时出国留学的热潮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组织留学运动，另一方面则信守“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自己却选择留在国内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一见解是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基础。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的萌芽。

“八七会议”后，为遏制“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于1930年撰写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一时期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已经展现出了清晰轮廓并逐步走向成熟。

红军达到延安后，《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毛泽东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命题，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至此，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具体化为中国式的党的学风与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作者唐珍名，湖南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21@ZH023）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1WTB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发表在2021年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版头条。）

2021年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