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兵杨晓春

《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摘要：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也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如传统生态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带有直观笼统特点，缺乏严格的科学分析与论证。偏重于关注自然造化整体的价值，而忽略个体事物的价值。注重主体生态德性修养，忽视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民俗是适应传统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及环境保护要求，建立在传统生产经验基础上，在面对当代工业生产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存在自身的时代局限；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生态民俗被视作迷信被摒弃，客观上也限制了其在当代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要实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当代转型，发挥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是要结合古典文献、民间专家访谈、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搜集整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资源；二是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研究，既应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需要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要充分考察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自身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三是应注重从当代生态科学理论与方法出发，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四是应注重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升华，注重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中植入生态科学成果，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基础上，创新生态生产模式及生态民俗。

关键词：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生态哲学；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民俗

学术界一般将传统思想文化理解为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传统儒道佛思想文化。实际上，传统思想文化还应包括传统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及制度，以及传统民俗文化两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中，民俗文化是基石，是先于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及制度形成的，而儒道佛哲学层面的许多内容则是社会政治法律思想进一步升华的产物。本文所说的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是由这三个层面构成的统一整体。学术界有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区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观点：“人类学与社会学界将这些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传统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文化典籍中所表现的、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所奉行的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另一类是在社会下层流行的、为广大普通民众所奉行的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大体而言，儒道佛哲学思想、传统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及制度属于“大传统”，传统民俗文化属于“小传统”。

学术界关于儒道佛生态哲学、生态伦理，以及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论述颇多，但关于如何克服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发挥其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作用的研究成果很少。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冯雷《现代生态运动中东方传统思想的价值与局限——龟山纯生轮日本佛教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介绍了日本学者龟山纯生关于如何看待东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现代生态运动中的作用与价值的思想；赖章盛《论“小传统”——民间生态文化的传承、改造与提升》将民间生态文化在当代的传承、改造与提升作为论文主题。其他相关成果多是在研究传统农牧业生产、传统生态民俗、民族生态文化主题时，附带论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当代转型，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系统。

本文拟在简要阐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局限基础上，对如何发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现实作用做进一步探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主要是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其思想、制度、民俗是因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产生的。其思想观念也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其关于自与自然万物及其内在关联的认识有待于现代生态科学的充实和完善；其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制定、民风民俗的形成主要是应对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在今天已难以妥善解决现代化生产生活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从解决当代社会现实生态环境问题出发，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势必暴露出自身固有局限。本部分，我们将从传统生态哲学、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民俗三方面分别论述其局限。

（一）传统生态哲学的局限

关于传统生态哲学的局限，我们主要从传统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德性论三方面分别论述：

其一，传统生态哲学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偏重于整体的直观，往往缺乏严格的科学分析与论证。如道家虽然肯定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肯定人与自然万物均是自然造化的产物，肯定自然界本身具有自协调的能力和智慧，但对于自然造化产生生命的内在机制停留在阴阳、五行的笼统把握上，缺乏具体的、科学的认识。又如《华严经》的因陀罗网喻，以及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虽然肯定现象世界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涵摄、相互映照的复杂关联，但是在佛教那里，这只是个体生命的精神体验，并不能阐释复杂生态系统动态的自组织演化机制及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卡利科特认为古代生态整体论世界观根本不能像今天量子力学和生态学那样，解释自然整体内部的复杂深刻的有机联系，而只是一种直观思维的表象。

其二，传统生态思想主要关注的是自然造化整体的价值，往往将个体事物的存在价值消融在整体的存在价值当中。如道家思想的主导倾向是“以人合天”，强调自然造化整体过程对人与万物的主导作用；儒家虽然肯定人自身的主体性价值，但其突出的主体价值，主要是“赞天地之化育”，即实现自然造化整体的价值，以及人与万物价值的共同实现，同样是将自然整体的价值置于个体价值之上；佛教更强调个体与现象事物的虚假性，从存在的关系性、过程性、整体性的角度否定现实人生的存在意义。这与在西方现代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生态价值论有本质的不同，当代生态哲学不仅肯定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而且肯定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

其三，传统生态哲学主要从个体的德性修养实践阐释生态思想，往往忽视对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现实解决途径的关注。其心目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往往是一种德性修养的境界，如儒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人接纳、关爱天地万物的道德境界；佛教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光净土等是一种彼岸的精神境界。在生态实践方面，传统生态思想往往强调的是个体自身的德性修养如对自然生命的仁爱之心对于协调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意义。由于偏重于关注主体自身的德性修养，对于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往往缺乏应有的关注。在这方面，道家和佛教体现得更为明显。如道家从道的立场阐释人与万物的平等性，佛教从真如佛性的角度阐释人与万物的平等价值，关注的首先是个体自身内在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为，并没有将为人之外的自然万物争取现实的生存权利、改善其生存状态作为现实的事业追求，这客观上必然会限制其影响社会的力度和范围。

（二）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的局限

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是适应古代社会农林牧渔业生产和现实环境保护的需要，建立在农林牧渔业生产经验基础上的。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的局限也与这两方面有关。

其一，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是适应古代社会农林牧渔业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形成的，古代社会并不存在现代工业化生产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必然有其时代局限。如传统农林牧渔业生产与动植物生长的季节性规律相关，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关注的主要是按照动植物生长季节“以时禁发”，关注的是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取之有节”，以保证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唐宋以后，适应农牧业生产需要，相关政治法律制度加强了对牛马等畜力的法律保护。而古代社会不存在今天工业生产导致的废气、废水、废渣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及对人们生存环境的威胁，当然不会制定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同时，古代社会在山林保护方面，鼓励植树造林，但一般是在住宅周围或村庄附近；古代社会也有有关太庙、宫室、陵园等林木保护的法律，但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这些与今天从恢复生态环境出发，进行封山育林、建立自然保护区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其二，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农林牧渔业生产经验基础上的，这与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对生态系统规律的科学认识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应该肯定，传统农林牧渔业生产经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其科学性。但其局限是不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揭示其内在机理，因而不易举一反三，进而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应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环境的政治法律制度。又如现代工业生产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如何制定适应当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也需要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研究生态系统演化机理及规律，研究人的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是研究工业生产对环境系统的影响，研究如何减少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环保法规。此外，传统生态治理注重以礼义治理天下，存在一些与生态环保相关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对于培养人们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情感具有积极意义，但却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不相适应，也要求适应时代文化精神进行改进。

（三）传统生态民俗的局限

传统生态民俗是在古代农林牧渔业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同时还蕴含有古代社会因不能掌握自然规律而形成的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

其一，传统生态民俗是古代农林牧渔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人们对于传统生产民俗的成功经验，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其内在机理缺乏科学的研究和认识。如桑基鱼塘模式本身蕴涵丰富的科学内涵，但是如果不了解其内在机理，不加分析地运用到今天其他领域或其他地域环境，就不一定行得通。只有从生态科学角度弄清楚桑基鱼塘模式中养鱼与养蚕，鱼、菱、藕混养或各种鱼类混养之间的循环结构，了解物种间的形态关系、生育期关系等机制，才能摆脱经验束缚，举一反三，建构适应不同环境的果基鱼塘、花基鱼塘、菜基鱼塘等模式。

其二，传统生态民俗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其生产目标旨在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维护人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因此，其生产目标、生产方式、生产规模、生产效率等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如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刀耕火种的生产民俗仅适应于人口密度低的生存环境，而在人口密度高的现代社会，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不能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而且本身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作用。又如佛教放生民俗在古代社会能起到保护生命、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但在人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今天，佛教信众放生行为反而会助长不法商贩为谋取私利，在佛教节日前大肆捕获、收购、贩卖放生动物，给更多的动物带来劫难；同时，由于现代社会交通发达，放生动物往往来自其他生态环境，如果佛教信众缺乏充分的生态知识，将来自其他生态环境的动物放生到当地，还会给当地物种、生态环境带来灾难。

其三，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自然运化过程、规律的认识有限，因而不少生态民俗带有不科学、迷信的成分。如民间崇拜仪式中的神灵观念、民间禁忌中不科学的说法等等。如维吾尔族谚语“折断幼苗的人会夭折”“往水里撒屎嘴脸长脓包”“谁抓了羽毛未丰的小鸟，谁的手就会颤抖”“偷取或打碎鸟蛋、破坏鸟巢的人脸上会长雀斑”……应该说，这些民俗禁忌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些说法并不科学，带有恐吓的成分，在现代化的今天当然很难让人信服。

其四，传统生态民俗在古代社会环境保护中曾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许多传统民俗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殆尽，在开展现代化生产过程中，许多与当地生态环境相耦合的生态生产方式被替代。如藏地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习俗，如季节性轮牧、出家习俗、以牛羊分为燃料等等，即是千百年来藏民生活智慧的结晶，本身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利益，替换传统生产方式，往往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如20世纪50年代，青海省政府提出将牧区草原“建设成重要的粮食基地”，改变传统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柴达木盆地1956年至1959年开垦180万亩，青海湖盆地开垦13000公顷土地，后来废弃了10000多公顷。盲目的开垦给高寒草原带来毁灭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民俗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传统民俗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不是看到它们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协调，而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许多地方传统民俗的恢复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是作为旅游资源被开发，而不是恢复、研究、发挥传统民俗在生态环保中的积极作用。传统民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被消解、被异化，必然束缚传统生态民俗在当代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

二、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当代转型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转型，本质上即是适应当前现实需要，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拣选，克服其局限，吸收其中合理要素，发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骆世明将传统农业实践方法的当代转型分为五个步骤：广泛收集传统农业实践方法→对这些方法进行有效性的严格筛选→对其内在机理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对传统方法推广进行系统的适应性研究→在以上基础上，对传统方法进行科学改进和广泛应用。杨开华从三方面论述如何推动彝族传统环境法律文化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对彝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科学甄别彝族传统环境法律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和科学内容，对彝族传统环境法律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加以积极利用；二是要对彝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进行积极改造，使其符合现代环境保护的要求；三是要促进现代环境法律与彝族宗教信仰的融合，将现代环境保护内容融入彝族的宗教信仰之中。他们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探讨如何实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当代转型，发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借鉴意义。以下我们试从四方面具体论述。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搜集

要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发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是前提。这需要我们结合古典文献、民间专家访谈、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

其一，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学术界已从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对古典文献进行了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但是，从生态文明建设视域对古典文献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要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要求我们从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从当代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关注的理论主题出发，对古典文献进行重新诠释，从中发现最能体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特质的材料，找到对当代生态环境建设最具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同时，还要求我们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拓展古典文献关注范围，如哲学方面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文献《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如《中国古农书考》中分析有三百多种农书；此外，学术界对生态民俗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地方志、家训、乡规民约、《荆楚岁时考》《梦梁录》等民俗志书，是我们搜集整理生态民俗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二，民间专家访谈是我们搜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传统生态民俗资料的重要来源。民俗较少通过可见的文献资料形式流传，而往往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口传身教、生活范型、功能模拟等方式传承。相关民俗专家则是民俗传承的重要载体。因此，民间专家访谈在搜集传统生态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民俗资料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正在日益走向衰亡，要研究、继承、发挥其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更应意识到及时搜集整理这方面资料的重要性、迫切性。具体而言，应重视深入交通不便、偏远不发达地区如云南山区、大别山区、粤北深山区、海南五指山区等，趁懂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民俗的老人尚健在的时机，及时采访相关民俗专家，抢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传统生态民俗的第一手资料。

其三，实地调查是我们考察当地生态环境性质特征，考察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具体情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的重要方式。一般情况下，民间专家较关注具体的生产生活经验，往往忽视与此生产生活经验相关的环境条件和景观状况如植被、品种、土壤、地形、地貌、气候、交通等方面信息。因此，要考察当地传统生计方式形成的条件，实地考察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非常必要。

（二）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研究视域

学术界关于如何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存在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应从现代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发现、甄别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合理要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日本学者龟山纯生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应将传统生态思想放在历史中考察，认为传统生态思想是其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所以没有成为现代主流意识，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和历史必然性。对传统生态思想研究，应从当前社会环境出发，考察东方传统思想对于现代环境问题的理论探讨能够提供哪些具有启发性的新论点，在建设现代民众的环境意识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有的学者则反对单纯以现代性标准审视、阐释、取舍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相济就是当代西方在反省中所重视和想要重建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应以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和语境进行研究。笔者认为，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一是应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现代工业文明的思想、立场出发；二是应充分考察传统生态思想自身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充分发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不同方面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如要发挥佛教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的研究，就应当从佛教自身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出发，肯定佛教自身的精神追求、思想观念、德性修养实践等，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而不是无视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质，一味地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剪裁传统思想文化。从这方面来说，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应注意研究的多元性。

具体而言，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应注重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现实应用。首先，研究传统生态哲学，一方面应阐明传统生态哲学世界观、价值观，以其中的合理思想指导、规范政治、经济、法律、科技不同学科的研究及实践。另一方面应加强传统生态世界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传统生态哲学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加强传统生态哲学宣传教育，更能触动人们心弦，更有利于人们将生态文明观念落实到思想深处，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落实到行为实践当中；其次，研究传统生态政治法律，一方面应注意继承、恢复传统生态政治、法律法规当中依然适用的内容，如限制人们在动植物生长季节对动植物的捕猎、采集；另一方面应研究传统生态治理的基本法则，举一反三，制定当代社会需要的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环境法体系。如传统生态治理中“大清明”的整体智慧、“名正法备”的法律体系，启发我们应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多方面治理措施进行环境治理；传统“谨其时禁”“取之有节”的法则，启发我们应制定相关法律禁止当代工农业生产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过程、自我修复能力的行为等等；再次，对于传统生态民俗，应研究、继承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将其中蕴含的物尽其用、物质循环运用法则，拓展到当代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产中；应研究、继承传统民俗中有利于规约人们生态环保思想、行为的内容，适应时代环境，实现传统民俗方式的转型。

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需要出发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也要求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取其精华”，即研究、继承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吸取、采用有利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需要的要素。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特别是宗教、民俗中的合理方面的继承，还应避免将其视作封建迷信一味摒弃或打击，以法律、制度保证其发挥积极作用；所谓“去其糟粕”，即抛弃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中不合时宜的不科学、迷信的成分，克服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适应现实时代精神，充实现代生态科学内容。

（三）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科学阐释

严格意义上说，生态思想文化是针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反思而形成的后现代话语，传统社会并没有面临今天意义上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传统思想文化中并没有当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文化，我们今天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是从批判反思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角度，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生态思想文化资源。因此，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应注意从当代科学视角进行阐释和研究。

首先，应以现代科学精神与方法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阐释与研究。当代科学具有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所没有的现代科学精神。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林牧渔业生产经验，和主体自身生命直觉基础上，如果说其中蕴含科学精神的话，是一种建立在长期生产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精神，这与建立在现代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追求精确数据分析和内在机理研究的现代科学迥异其趣。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建立在直觉和经验基础上，具有自身特定的智慧和优势，但也存在自身的局限和缺陷，比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掌握其内在明晰的机理，因此不便于广泛传承与推广应用。这就需要我们从现代科学精神、方法，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重新审视、阐释与研究。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以现代科学理性阐释、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并不等于以现代科学取代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而是以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探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内在机理和科学内容；同时，以现代科学精神与方法阐释、研究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并不是以现代机械的、线性的、原子论的思维与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而是以当代生态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阐释与考察。当然，当代生态科学、复杂性科学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与成长的科学，以其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研究，本身也能够丰富和发展生态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本身。

其次，应注重研究、揭示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内在机理。其内在机理是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对自然运化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也是我们今天发挥、拓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功用的内在依据。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内在机理在传统生态哲学、生态治理、生态民俗中有不同的体现，因而具有自身不同的层次：（1）生态哲学层面，如传统儒家、道家生态哲学所阐明的：人与万物从统一的自然造化过程产生，遵循共同的天地生长化育规律。人与万物具有自身的自然本性，即人与万物有自身的自然生命系统，有自身的自然运化规律。中国佛教所揭示的：人与环境万物乃至环境整体存在整体性关联，具有环境万物的全息。传统生态哲学均主张人的德性修养、生态治理及生产生活实践，应遵循天地自然造化规律和过程；（2）生态治理层面，传统生态法令制度注重的“谨其时禁”，注重依据动植物生长季节制定相应的法令制度，体现了顺应自然造化规律和动植物自然本性的法则；而“谨其时禁”“取之有节”的法则均体现了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精神；（3）生态生产方式方面，传统桑基鱼塘模式中蕴含的物尽其用、物质循环利用机理，特定地域与生态环境相耦合的生计模式，如贵州麻山地区人们在“缺水少土”情况下生存环境中，形成的耕作不翻表土，多种农作物混合种植，资源复合利用，农牧兼营和狩猎采集并行的复合生计方式。又如游牧民族与草原生活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等，其内在蕴涵的复杂机理、生态智慧，均有待于研究、发掘。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不同层面的恶内在机理、丰富智慧，都要求我们今天从现代语境肯定、正视，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扬光大。

再次，应注重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之所以要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一方面，传统生态思想文化本身包含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民俗多种存在形式，需要从不同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地方性生态知识、生态智慧及技能，本身蕴含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哲学、宗教、经济、民俗、农学、生态学、林学、气象等多学科内涵，要形成地方系统性生态知识，需要多学科综合研究。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效果明显，而且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实践方法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因为大多数有效的传统农业实践，都有巧妙利用各种条件的综合特点，例如稻田养鱼的研究就涉及农学、植保、土肥、水产、微生物、林学、气象、遗传等学科。有些‘秘密’的揭示还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到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或者上升到生态系统水平和景观水平。”

（四）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升华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要适应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需要进行改造与升华。具体而言，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改造，主要是改造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中不适应当代的宗教、迷信形式，以及其中存在的不利于今天生态环保建设的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升华，则包括将生态科学、其他民族或地区优秀成果植入传统生计模式，促进传统生计模式的升级换代；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基础上，创新生态生产模式；根据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创新生态民俗等等。

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改造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传统民俗信仰方式应有辩证的态度。一方面，传统民俗信仰产生于古代社会，其中确实存在迷信成分，或不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方面，需要改造；另一方面，传统民俗信仰形式对于民众心理、情感具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造传统生态民俗时，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如传统民俗信仰中对山河大地的自然崇拜，其中将山河大地神灵化的方面，带有迷信的成分，但其中蕴含的敬畏自然的精神则具有合理性，有助于人们形成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情怀；自然崇拜中的祭祀仪式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而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对于熏陶、培养人们尊重自然的情感又具有积极作用。改造传统自然崇拜，我们可以将其中崇拜自然的观念转变为感恩自然的观念，将祭祀自然的仪式转变为感恩自然的典礼，以熏陶和培养人们感恩自然、尊重自然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爱护自然的自觉行为；二是改变传统民俗中对生态环境存在消极影响的方面，根据生态环保要求推陈出新。如传统佛教有烧香拜佛的习俗，而烧香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污染空气，因而应提倡“文明烧香”；前面说过，传统佛教的放生习俗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反而导致对动物与生态环境的伤害，因此应根据现实情况提倡“科学放生”。

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升华，包括多方面内容：

其一，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升华，与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科学阐释密切相关。所谓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科学阐释，即阐释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生态环保意义。如将传统生计模式中的生态环保意义阐释出来，让当地民众明白，有助当地民众自觉继承、维护传统生计模式中的合理方面。如从现代视角看，传统风水文化总是充满神秘、迷信色彩。但是传统风水文化中蕴含有选择宜居人居环境的道理和法则，因此今天有不少中外学者开始尝试从现代科学视角阐释传统风水文化。如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评价说：“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植树木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水近于房屋的价值。虽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布中国的农田、民居、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借此得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杜登、尹弘基出版《风水——地理位置选择与布局的艺术》等专著，被多家著名媒体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更在风水文化基础上升华出“人居环境学”。

其二，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升华，是指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中植入新的内容。它包括从传统立场阐释当代生态科技，帮助民众接纳、运用当代生态科技；也包括采纳、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或地区符合生态环保、行之有效的生产生活方式。只有将当代生态科技、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优秀文明成果化入传统生计模式中，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时代需要，完成传统生计模式的升级换代。

其三，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升华，还包括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基础上创新生态生产模式。农牧业生产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传统农牧业生产阶段、工业化农牧业生产阶段和生态农牧业生产阶段。生态农牧业生产作为传统农牧业生产的否定之否定，传统生产方式的许多经验及其内在机理，如物尽其用、物质循环运用等，均可以为当代生态生产方式所继承和发展。当代生态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的是，它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农牧业生产基础上，增加了工业投入和科技投入，在生产规模上更宏大。如任继周在《放牧，草原生态系统存在的基本方式》一文中论及：“西方发达国家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工业文明相结合，将原始的粗放型放牧方式改造为集约化的划区轮牧。”“划区轮牧基本理论发源于季节畜牧业……针对不同的草地类型、不同的家畜类别和生产目标，发展了日臻完善的技术系列，如放牧场轮换体系、延迟放牧-休牧-轮牧体系、条带-跟进放牧体系、轮牧-舍饲体系等等”，是对传统牧业生产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轮牧、休牧等均吸收了传统畜牧业生产经验。划区轮牧模式具有“减少草料浪费，节省草原面积”，“提高牧草产量和品质”，“增加畜产品的数量”等优势。

其四，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升华，还包括创新生态民俗。所谓创新生态民俗，即将生态环保的现实要求民俗化。要将今天生态环保的现实要求民俗化，首先应明确今天生态环保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现实要求。我们今天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相关生态民俗建设还是全新的课题，这在我国尤其如此。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自觉建设新的生态民俗，必须首先厘清生态环保存在哪些现实要求；而所谓将生态环保的现实要求民俗化，实质是将生态环保要求与民俗形式相结合，将生态环保要求化入民俗形式，落实为民众现实的生态环保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如将生态环保要求与个体人生的出生、成长、婚嫁等仪式衔接起来，与民众自身的健康、幸福联系起来，与人自身的羞耻之心、文明程度连接起来。余秋雨曾谈到自己在德国租房的经历，说到自己不小心打破房东的玻璃杯，他将碎玻璃放到垃圾袋里。房东发现他没有进行适当的分类，因而认为他素质有问题，拒绝将房子租给他。并将碎玻璃放入特定的袋子里，细心贴上提示标签。显然，在德国民众那里，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现代生态民俗。

以上我们大体上从生态哲学、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民俗三方面，论述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当代转型。应该强调的是，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当代转型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也只有在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才能不断反思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优势与局限，实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现实转型，真正发挥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