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1927年 4月 28日，党的五大召开的第二天，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绞杀。《晨报》留下了这位党的创始人从容就义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发来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

李大钊牺牲在党的五大召开之际，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的召开，拉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 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后伤重身亡。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五卅运动中的宣传品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 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 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 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 20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 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中。

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 994人，同年 10月即增加到 3000人，年底更达到 1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 9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

1926年上半年，蒋介石借三二〇事件（亦称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实现了排挤共产党的目的，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926年 7月 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后，只用半年时间就取得惊人的进展。到 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至此，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长江流域蓬勃兴起。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各县、乡建立了农民协会，约 200万农民入会。1926年 12月，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担任候补执行委员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返回湖南家乡，考察了农民运动，大力赞誉其“好得很！”此时，为逃避群众斗争，许多土豪劣绅逃到上海、武汉等地，声泪俱下地控诉农民协会在乡下如何“胡来”，咒骂“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此时，国民党中、上层的多数人，以及社会上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致说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糟得很！”

农民运动的兴起，对国民党内多数军官构成巨大心理压力。近代中国的军官大都出身农村相对富裕家庭，他们有了优厚收入后再在家乡买地，循环往复，“军官即地主”便成为普遍现象。农民运动的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后，除了叶挺独立团这种以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部队外，其他部队多数军官都产生了强烈反共情绪。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各国列强看到北洋军阀走向失败，也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军事集团身上。

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

1927年3月，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工人继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势力，因需苏联和中共方面的援助以进行北伐，一直没有与共产党公开破裂。但三二〇事件已经暴露出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政权的野心。北伐前，他更是扬言，革命成功后“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面对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蒋介石开始对共产党发展力量心存不满甚至“切齿”痛恨。

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共势力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它的历史结构造成的。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联盟，内部有很多豪绅势力、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当革命一旦深入并影响到国民党内部这些势力的利益时，国共破裂就不可避免。

如此，北伐胜利的结果，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等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 1927年 4月 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不管联共（布）、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如何试图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在蒋介石感到羽翼渐丰，不再需要苏联和中共的支援后，一场血雨腥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此之前的 4月 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

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种种危机相继袭来，武汉政府日益动摇，阶级关系重新组合，党内意见莫衷一是，中国革命面临着极端危急的局面——这就是五大召开前党内党外的状况。是否继续国共合作？怎样才能打破反革命的包围？如何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如何挽救处于紧急情势中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究竟应当何去何从？……这些急迫的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摆到了党的五大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