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谦逊自束 保持警惕

反腐倡廉，必须要有“谦逊以自束”的清醒意识和道德自觉，决不能高高在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东进序曲》描写的是抗日战争中陈毅所部挺进苏北，巧妙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开辟新根据地的史实。剧中有一句台词是：“陈毅真有大将风度。”陈毅应邀观看了《东进序曲》，认为这句台词不妥，他对文化部门的有关领导说：“你怎么能让剧本写出这样的话呢？你让我陈毅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请你和作者商量一下，一定要把这句台词改掉。”事隔几天后，他又找到那位领导说：“《东进序曲》中，从始至终都不要提陈毅的名字。”

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在这个灯红酒绿的东方大都会，他的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年纪大的孩子穿过了，年纪小的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也是穿打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多块补丁，医护人员根本没有想到她竟是文武双全、赫赫有名的陈毅市长夫人。

1959年，陈毅回四川家乡，正赶上家乡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乡亲们要把石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他诚恳地说：“我陈毅算老几？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

谦逊以自束的根本目的是清廉为政，与人民群众，与革命的同盟者始终心手相连，心心相印，不损害、不失去联合的强大力量。

解放初，董必武住在东城锡拉胡同，房子不大，办公室也只有十四五平方米，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要他搬进中南海，他婉言谢绝，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如果搬进中南海，原来重庆、上海的党外老朋友要找我，就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了，这对工作不利，现在总理工作很忙，在统战工作方面我能分担的，就应该多分担一些。

党的政治基础是群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秉持革命战争年代和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极为珍贵的鱼水深情关系和打成一片的平等观念，在他们心中，始终警惕着与群众脱离、割离的“危险性”，这样的事决不能任其发生。

1956年之夏，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游北海公园，走近园门见挂着“休息”的牌子。正迟疑间，他被迎进了门。彭德怀进园后发现没有游人，便问是什么情况，原来是警卫部门为了他的安全，决定“闭园接待首长”。彭德怀大怒，厉声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你们就是叫我们脱离群众！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绝对不能有！”随即，他扭过头边走边说：“我以后再也不去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们的娘！”

谦逊以自束，也包括更严格地约束家人、亲友和身边的人，杜绝他们可能产生的娇贵之气，不让其有任何滋长可能。1952年6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针对干部子弟学校待遇的特殊化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学校合一。”

毛岸英、毛岸青吃饭时将饭粒掉在桌上，毛泽东立即让他们捡起来吃掉，并时常让他们背诵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育孩子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明月一夜为良友，诗书半榻是严师。”这副对联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写照，他一直要求子女多读书，读好书，并要他们投身实践，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知识中汲取营养。他告诫子女要自立自强，不要依赖父母，要靠个人努力闯自己的前途。

毛泽东反对攀龙附凤，任人唯亲。《毛泽东书信选集》共收录了372封书信，其中写给家乡亲友的有几十封之多。每当亲友们提出希望毛泽东给予关照、安排工作的要求，毛泽东总是谆谆教导：有困难找组织解决，按规定去办。同样，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在谦逊以自束上没有半点含糊。

重庆解放时，邓小平的弟妹们就满怀喜悦和希望来到重庆，要身居要职的大哥给他们安排工作。邓小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听明来意，脸色倏然沉重，严肃地对他们说，共产党的工作从来不是白给的，也不是私人关系可以安排的，组织首先要进行政治历史审查，合格了才有资格参加革命工作。你们应该去考干部学校，考上了就有机会参加革命，没考上就自谋出路吧。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兼任中财委主任，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当年在中财委联络室工作。跟随陈云从东北进京的年轻俄语翻译李越然从来没见过于若木搭陈云的车去机关，很不解，认为这是顺路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搭搭车？陈云秘书告诉李越然，陈云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有“几不准”：家属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的文件，子女不许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实行供给制时，还严格规定子女不许与他一起吃小灶。他特别向于若木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他们从小就像普通人家的子女一样生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