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造青春中华

　　1916年5月，李大钊带着20年求学知识的总结，怀着再造中华的伟大报负，回到了上海，回国后李大钊便立即投入到国内正在兴起的新文运动当中。从日本回国前，李大钊曾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青春》一文，1916年9月，《新青年》杂志出版了李大钊的著名文章《青春》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曾经这样写道："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就是这篇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进取精神的文章，对激励当时广大中国青年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历史文献，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它那种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也仍然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正象吴玉章同志所说："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1916年7月李大钊受汤化龙的邀请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并任编辑主任。《晨钟报》的名称也是李大钊在从上海到北京的路上定下来的。所谓晨钟就是早晨的钟声，寓意用早晨的钟声来唤醒沉睡的国民，李大钊还在《晨钟报》报头设计有一警钟图案，每天刊出一条警语。在短短的20天，李大钊就在《晨钟报》上发表文章14篇，他以此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李大钊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曾刊登在《晨钟报》上，这是他非常喜欢的警句，也可以说是他一生道德文章风格的真实的写照。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正是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身体力行，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全部言行乃至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其人生的笺言哲理。
　　由于政见不同，20多天后，李大钊遂于9月5日刊出此启事离开了《晨钟报》。之后，李大钊又参加《宪法公言》的编辑工作，1917年1月，李大钊一方面为《宪法公言》写作，一方面接受章士钊的邀请任《甲寅》日刊的编辑，他以《甲寅》日刊为阵地，发表了很多一针见血的政论文章，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反对段祺瑞“以孔教为国教”的文章，能把历史上孔子的学说和统治阶级抬出孔子为偶像进行思想统治加以区别，加以分析，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真理之权威》写于1917年4月4日，表明了李大钊的真理观。他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追求真理，也正是李大钊一生为之奋斗，不怕牺牲的力量源泉。
　　1917年6月1日，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李大钊避居上海，但仍非常关心国事，所以写信给北京好友李泰棻，了解北京的变动情况。并发表了《暴力与政治》一文，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李大钊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苏俄的革命形势。当他知道1917年11月7日，列宁胜利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异常兴奋，立即从上海返回北京。

四、倡导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李大钊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认真改进图书馆工作，他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在图书馆发展史上，李大钊有“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的殊荣。
　　在北大红楼办公室李大钊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了北方工农运动，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李大钊以热爱青年的拳拳之心，以诲人不倦的诚挚态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和培养了一代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据毛泽东同志回忆：1918年10月，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到北京大学，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职位，这不仅使毛泽东解决了在北京的生计问题，同时也创造了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后来两人又长时间保持密切交往，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思想进步很快，可以说李大钊为毛泽东后来的一生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础。所以在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意味深长地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1920年7月，李大钊除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职务以外，还正式担任了北京大学教授。并同时兼任多所院校教授。作为北京知名教授，在北京大学及社会上，他也担任多项社会职务，深得同事、学生的爱戴。周恩来同志也曾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
　　1919年9月16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天津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这就是当时觉悟社成员的合影， 在觉悟社成立之时，周周恩来怀着对大钊的仰幕之情提出邀请北大教授李大钊与大家见面，得到一致赞同。并首推周恩来出面邀请。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邀到天津的维斯理堂做了演讲，随即周恩来请他和觉悟社青年座谈，使大家群情振奋，深受鼓舞。座谈谈了很久，在分别时，周恩来等人还表示，以后到北京还要去找李大钊，1920年，李大钊和周恩来又一次在北京相聚，当时天津觉悟社准备邀请一些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在茶话会召开之前，周恩来等先找到李大钊，邀请他担任茶话会的主持人，并向他商量请教，李大钊再次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支持，并开列了一个可召集进步团体的名单。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四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出席了茶话会，并以《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为题做了演讲。1921年，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周恩来等人赴欧洲勤工俭学，
　　做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士，李大钊的影响和威信日益扩大，同时，他以满腔热忱，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一批进步社团相继成立。这些社团的成立有力的推动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反封建文化的思想运动，陈独秀起了重要作用。在它的后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则是大钊同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新青年》杂志充分反映了这一变化的主流。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18年1月李大钊一到北京大学，就开始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同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办，改为由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共同编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
　　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在这个阵营里汇集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高举起反封建的大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大潮，而那时，李大钊他们也正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了适应和指导现实斗争，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又共同出版了一个周期短、政治色彩更加明显的刊物《每周评论》。从此，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作为学者和导师，李大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了许多青年，同时也得到了青年人的尊敬和爱戴，在北大学生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李大钊的名字和列宁、孙中山列在一起，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伟大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李大钊学识渊博，同时也正是他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成长，在担任北大教授时，李大钊在东城上班，却在西城租房子住，因为当时西城房租便宜，每天上班李大钊都要走一大段路，中午常常不回家吃饭，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馍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人们曾对他的清苦生活归纳了十六个字“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他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当时高等学府的教授中是非常罕见的，很多青年学生都对此难以理解，据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有一次他怀着关切的心情劝李大钊要加强营养，李大钊听后，语重心长的说： "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李大钊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格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
　　作为社会名流，李大钊的收入是相当高的，这是北京大学的薪水表，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一开始工资每月为120块银元，后到240块银元。这在当时，他完全可以过富裕的生活，然而，李大钊家中十分清贫，大钊的夫人还常常因为没米下锅而发愁。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一情况后，曾经这样对会计科说过：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自交给李夫人，以免家中做“无米之炊”。讲到这大家不禁有疑问，那么钱都做什么用了呢？他把三分之二的钱用在了革命事业上，剩下的三分之一也不完全用于家庭生活，还要拿出一部分接济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