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目标定位

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全面参与者，并逐步担当起建设者和改革者的角色。

首先，在多边外交场合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积极提交提案，谈判地位从边缘逐渐进入到核心圈，发挥了“促发展、求共识”的作用。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中国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400亿美元，以实际行动助力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重要平台。2015年12月，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得以落实，重启了2012年成立但随后工作停滞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并实现人民币成为ＩＭＦ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完善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系统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中国的理念、方案和议题得到了世界的响应和支持。

其次，中国开始积极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金融合作。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中国并未作为主要发起国创建任何多边组织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积极倡导并参与创建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中国倡导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发展银行，发起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00年达成“清迈倡议”，将东盟内部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扩展到中、日、韩三国，在“10＋3”之间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便在一国遇到短期资金危机时可以向与之签有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另一国寻求资金援助以度过危机，从而防范金融风险。2003年，中国在“10＋3”领导人会议上倡议“清迈倡议”多边化，将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升级为“10＋3”成员共同参与的多边备用信贷机制。2009年，“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ＣＭＩＭ）达成，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基金建立，其中中国和日本等额出资384亿美元，共同发挥核心作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自此，推动自贸区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点。2013年9月，中国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并于同年10月在“10＋1”峰会上提出尽早启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政府签署了升级版议定书。为了解决亚太地区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相互重叠带来的“意大利面碗”问题，中国于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发展设想，这是ＦＴＡＡＰ被提出10年后首次从愿景进展到实质性议题。

最后，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这是中国尝试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价值观，提出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主张，也是沿线国家共同推动的新型全球化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范式，该倡议构成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的标志性成果。

随着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步崛起，其经济实力和制度性权力不匹配现象凸显，发展中国家争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相应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的诉求有所提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是中国的大国责任。

（三）拓展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空间：中国经济外交的努力方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和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利用外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困境，特别是在保护主义抬头、多边机制困境、全球经济治理赤字的情况下，需要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谋求经济实力转化为经济治理能力。在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掌控制度性权力，拓展与自身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空间，这也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反映了行为体对国际经济结构赖以存在的规则、机制的支配性影响。其权力行使基于制度安排以应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国际金融、贸易、投资、产业分工等领域竞争和合作中的经济问题，行为体获取更大权力的动机是在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同时，协调共同利益以谋求本国经济应获的利益。

任何国际制度都是一定形式价值观的反映。美国通过引领及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式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价值观，随着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衰落，这种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价值观遭遇挑战。多极化时代的到来，一个有活力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强调“共同发展导向”的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能有效地避免“形式上”的公平幻觉下的“实质不公平”，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平性”和发展模式的“中立性”。

在国际制度建设行动中，中国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为载体，以互联互通伙伴对话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国际合作机制为制度框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嵌入新型国际规则，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的制度化建设。通过构建议题联盟，既协调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议程中的态度，形成新兴市场国家的联合优势，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着力寻找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共同利益，协调好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

事实上，中国主动塑造新的国际机制是对传统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其一，要求中国分担责任是美国的要求，但对分担什么责任以及如何分担责任存在分歧；其二，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区域，美国也可以成为利益的分享者；其三，中国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安全和稳定也符合美国的地区利益；其四，中国塑造新的国际机制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国际和区域经济秩序，惠及区域和全球经济。但是，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一系列经济外交行动，在守成国美国眼里都被认为是挑战美国霸权，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谈判，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头号“战略对手”的定位，无不是美国冷战思维反应和“霸权衰退综合征”的表现，中美经济外交互动不仅对双边关系、地缘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制度体系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中美经济外交互动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革

中美经济外交互动涉及双边、区域和多边领域，元首外交成为重要的外交互动形式。与当年二战结束期间美英实力对比和当时的外部环境不同，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综合国力难以与现在的美国抗衡，中美经济外交博弈主要集中在双边机制中的利益协调。在区域和多边机制中，中国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倡议并引领一些特定领域的新制度安排。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建设者和改革者，而非推倒者和另起炉灶者，中国所谋求的是与自身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更大的制度空间，旨在为世界提供日益稀缺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中美经济外交互动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济外交关系的演进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0年的奠基阶段。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的背景下，中美确立了经济利益优先重要的原则，逐步确立了以彼此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等经济外交合作的基础；二是1991年至2000年的常态化阶段。该阶段以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中美经贸关系不受台海危机影响、中美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等为标志；三是2001年至2007的机制化阶段。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为了进一步强化双边经济外交互动，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双边磋商机制，形成了多层次联通、多领域互补的经济外交互动机制；四是2008年至2012年的合作为主阶段。中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合作为彼此和世界的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认识到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中美两个大国通过G20峰会以及双边机制的互动加强，中国开始走向全球经济治理舞台的中心；五是2013年至今的竞争为主阶段。由于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中国先后倡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完善和补充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重商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推行，中美经济外交博弈的趋势加强。

（二）中美贸易冲突与经济外交互动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相互深度依赖的同时，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和农业等问题上，中美两国摩擦不断。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也是其第三大出口市场。据美国商务部单方面统计数据，中国市场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在2001至2016年间增长了五倍以上，总额达1558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同期增长了四倍，2016年进口总额高达4628亿美元，导致201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约合2．36万亿元人民币），占其整体逆差的47％。如此大的贸易逆差在特朗普看来显然难以忍受，这与其在竞选时提出的贸易保护纲领背道而驰。

2017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及2016年度报告》，秉承特朗普一直宣称的“美国优先”原则，确立了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基本框架，即从多边走向双边、国内法大于国际法、加强贸易执法、打开出口市场及签署“自由、公平”的贸易协定。在中美贸易长期失衡且对华贸易逆差高企的大背景下，中国必然成为其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目标。

为了加强对中美关系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沟通，2017年４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晤，在年内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取得一些“早期收获”，提出“百日计划”，围绕贸易领域的合作展开为期100天的谈判。通过30轮密集磋商，在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达成十项共识。继“百日计划”公布十项早期收获后不久，2017年5月，中国商务部发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国再次释放消除中美分歧、推动双边合作的善意。报告提出，中国将扩大能源、先进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包括大豆、棉花、牛肉等）等的自美进口。同时，希望美方不滥用贸易救济调查，落实WTO第15条规定的承诺，不再以第三方替代国的成本为由发起反倾销；放松过于严格的民用用途、民用用户两用产品出口和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管制；公平对待中企赴美投资。作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在2017年4月的海湖庄园会晤期间所确立的四大对话机制之一，2017年7月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应运而生。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不仅探讨事关两国经济合作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问题，也围绕业界关注的具体问题进行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