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是经济外交的新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外交实践中确立了平等互利的通商贸易关系和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确立了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分工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经历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融入者、建设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转变，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外交目标也由原来主要服务于“经济利益”逐步转向“制度性权力”。

（一）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外交探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突破封闭和孤立状况，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对国际经济规则不够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外交主要是架起与外部经济沟通的桥梁，逐渐了解和熟悉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同时中国开始全力加入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以融入全球和地区多边制度体系：1980年中国在IMF、WB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及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相继得到恢复；1986年3月，中国加入旨在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的亚洲开发银行；1986年7中国向关贸总协定（GATT）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开始艰难的“复关”和“入世”谈判。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伴随两极对抗的消失以及全球化浪潮，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1991年11月，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并于1993年11月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进而成为中国亚太经济外交的首要平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作为东亚合作的主要平台，东盟—中日韩（10＋3）机制成立，1998年12月在中国提议下，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设立了财政和中央银行副手会议机制，2000年11月将“10＋3”定位为东亚国家合作的主渠道。

当然，在经济外交领域，在此阶段最为关键的外交举措是1992年开始的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尤其是中美之间围绕“复关”和“入世”展开的实质性谈判。这场广泛而复杂、艰难的经济外交谈判经历了10年之久，到2001年11月，中国最终成为WTO成员。中国经济外交通过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目标。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导引下，中国通过学习、适应和遵行各类国际经济规则，参与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不断发展壮大，也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下了基础。

（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目标定位

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全面参与者，并逐步担当起建设者和改革者的角色。

首先，在多边外交场合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积极提交提案，谈判地位从边缘逐渐进入到核心圈，发挥了“促发展、求共识”的作用。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中国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400亿美元，以实际行动助力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重要平台。2015年12月，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得以落实，重启了2012年成立但随后工作停滞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并实现人民币成为ＩＭＦ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完善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系统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中国的理念、方案和议题得到了世界的响应和支持。

其次，中国开始积极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金融合作。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中国并未作为主要发起国创建任何多边组织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积极倡导并参与创建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中国倡导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发展银行，发起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00年达成“清迈倡议”，将东盟内部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扩展到中、日、韩三国，在“10＋3”之间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便在一国遇到短期资金危机时可以向与之签有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另一国寻求资金援助以度过危机，从而防范金融风险。２００３年，中国在“10＋3”领导人会议上倡议“清迈倡议”多边化，将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升级为“10＋3”成员共同参与的多边备用信贷机制。2009年，“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达成，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基金建立，其中中国和日本等额出资384亿美元，共同发挥核心作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自此，推动自贸区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点。2013年9月，中国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并于同年10月在“10＋1”峰会上提出尽早启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政府签署了升级版议定书。为了解决亚太地区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相互重叠带来的“意大利面碗”问题，中国于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设想，这是FTAAP被提出10年后首次从愿景进展到实质性议题。

最后，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这是中国尝试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价值观，提出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主张，也是沿线国家共同推动的新型全球化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范式，该倡议构成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的标志性成果。

随着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步崛起，其经济实力和制度性权力不匹配现象凸显，发展中国家争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相应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的诉求有所提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是中国的大国责任。

（三）拓展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空间：中国经济外交的努力方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和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利用外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困境，特别是在保护主义抬头、多边机制困境、全球经济治理赤字的情况下，需要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谋求经济实力转化为经济治理能力。在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掌控制度性权力，拓展与自身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空间，这也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反映了行为体对国际经济结构赖以存在的规则、机制的支配性影响。其权力行使基于制度安排以应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国际金融、贸易、投资、产业分工等领域竞争和合作中的经济问题，行为体获取更大权力的动机是在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同时，协调共同利益以谋求本国经济应获的利益。

任何国际制度都是一定形式价值观的反映。美国通过引领及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式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价值观，随着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衰落，这种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价值观遭遇挑战。多极化时代的到来，一个有活力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强调“共同发展导向”的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能有效地避免“形式上”的公平幻觉下的“实质不公平”，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平性”和发展模式的“中立性”。

在国际制度建设行动中，中国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为载体，以互联互通伙伴对话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国际合作机制为制度框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嵌入新型国际规则，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的制度化建设。通过构建议题联盟，既协调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议程中的态度，形成新兴市场国家的联合优势，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着力寻找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共同利益，协调好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

事实上，中国主动塑造新的国际机制是对传统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其一，要求中国分担责任是美国的要求，但对分担什么责任以及如何分担责任存在分歧；其二，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区域，美国也可以成为利益的分享者；其三，中国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安全和稳定也符合美国的地区利益；其四，中国塑造新的国际机制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国际和区域经济秩序，惠及区域和全球经济。但是，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一系列经济外交行动，在守成国美国眼里都被认为是挑战美国霸权，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谈判，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头号“战略对手”的定位，无不是美国冷战思维反应和“霸权衰退综合征”的表现，中美经济外交互动不仅对双边关系、地缘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制度体系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外交探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突破封闭和孤立状况，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对国际经济规则不够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外交主要是架起与外部经济沟通的桥梁，逐渐了解和熟悉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同时中国开始全力加入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以融入全球和地区多边制度体系：1980年中国在IMF、WB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及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相继得到恢复；1986年3月，中国加入旨在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的亚洲开发银行；1986年7月中国向关贸总协定（GATT）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开始艰难的“复关”和“入世”谈判。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伴随两极对抗的消失以及全球化浪潮，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1991年11月，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并于1993年11月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进而成为中国亚太经济外交的首要平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作为东亚合作的主要平台，东盟—中日韩（10＋3）机制成立，1998年12月在中国提议下，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设立了财政和中央银行副手会议机制，2000年11月将“10＋3”定位为东亚国家合作的主渠道。

当然，在经济外交领域，在此阶段最为关键的外交举措是1992年开始的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尤其是中美之间围绕“复关”和“入世”展开的实质性谈判。这场广泛而复杂、艰难的经济外交谈判经历了10年之久，到2001年11月，中国最终成为WTO成员。中国经济外交通过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目标。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导引下，中国通过学习、适应和遵行各类国际经济规则，参与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不断发展壮大，也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