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稳健性检验

(1)控制不同国家援助的影响，检验中国援助的异质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得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首先控制了欧盟、日本、美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额对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带来的影响，重新检验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其次，我们还加入了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GDP的交互项，检验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对非援助是否具有异质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的第(1)～(3)列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非援助和日本对非援助均会显著减少中国对非产品出口，而美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总额没有显著影响。控制了欧盟、日本、美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额后，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总额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系数变化很小，说明我们的回归结果十分稳健。我们注意到，尽管欧盟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总额显著下

降，但是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二元边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与之相对，日本与美国对非援助额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二元边际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模式不同。西方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更会附加政治条件，以改变或限制受援国的某些政治行为及政策，从而影响受援国的发展进程与方向。而中国的援助则是更加注重受援国的发展建设，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总体而言，控制了不同国家的援助额后，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总额度、产品的扩展边际、集约边际显著性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并且系数变化不大。

表5第(4)列lnAid×lngdp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非洲受援国的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好，中国对其援助增加会使得中国产品对非出口额增长得越多。也就是说，从贸易总额的层面上来看，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进行援助，更会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总额的增长。梁明和田伊霖(2014)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非洲的十大伙伴国与非洲GDP总量排在前列的国家基本相同，这与我们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吻合。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对非出口二元边际的情况，表5第(5)列和第(6)列中，lnAid×lngdp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非洲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中国对其援助增加越会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增加，也越会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增加。也就是说，从出口二元边际的层面上来看，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援助，会同时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

(2)援助对不同区位非洲国家的影响

白家骆(1988)认为沿海国家的交通更为便利，更有利于贸易;内陆国家环境闭塞，不利于其经贸的发展。因此在此处，我们将非洲国家按照是否沿海分为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以进一步研究不同区位和地理优势条件下中国对非援助带来的不同效应。

表6第(1)列和第(2)列显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对内陆非洲国家和沿海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产品总额的边际效应。具体来说，对于非洲内陆国家而言，中国对其增加援助数额对中国向其出口产品总额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影响，但从系数的符号上看，仍旧是正向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的援助对于

非洲内陆地区贸易的影响非常小。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大部分是通过海洋运输进行的，而非洲内陆国家在建立运输系统方面面临种种挑战，如港口承载能力不足、口岸和海关放行延误、依赖过境转运、繁琐的海关程序等，这对其对外贸易发展非常不利，使得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联系相对而言不是很紧密。因此，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内陆受援国出口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

而对于非洲沿海国家而言，lnAid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中国援助数额增加，非洲沿海国家将会显著增加从中国的产品进口，并且平均意义上来看，援助额每增加1%，非洲沿海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总额将会增加0．3%。这可能是因为非洲的沿海受援国有着便利的海运港口，便于与中国加强贸易联系，因此相比于内陆地区，中国的援助对非洲的沿海受援国贸易影响更显著。

表6第(3)～(6)列显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对内陆非洲国家和沿海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二元边际回归结果。就产品二元边际来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额增加会使得非洲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向中国进口的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加。

4．内生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促进中国对非出口产品总额，并且对产品的二元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援助对贸易来说并非严格外生，正如前文所提的捆绑援助的情形。尽管中国对非援助始终秉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人所难的原则，我们认为依然有必要解决援助与贸易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利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作为援助的工具变量，对模型结果进行重新检验。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与援助额有着较高的相关程度，而与产品贸易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换句话说，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只会通过援助额对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是一个相对较为外生的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的第(1)、(2)、(3)列分别展示了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为工具变量后的结果。显然，使用工具变量法后，中国对非援助依然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总额，并且也依然对产品二元边际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系数有所增大。综合基准回归结果和表7的回归结果来看，援助对产品出口的效应是显著且稳健的。

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的时候，第一阶段的F检验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即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不相关，因此F值越大，越容易拒绝原假设，通常在检验中认为F＜10时不能拒绝原假设。而表7的第(1)、(2)、(3)列在内生性检验第一阶段的F值都是4227．62，远远大于10，证明了工具变量有且仅有通过内生变量影响因变量。因此我们的工具变量(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为了进一步查看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对工具变量(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和内生变量(中国对非援助额)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程度进行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由于本文的内生变量仅有一个，工具变量也只有一个，因此无需做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值为3154．657，远远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16．38，表明本文选定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五、机制分析

经过上文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我们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提高中国对非产品出口，并且这样的正向促进效应十分稳健。在本部分，我们通过设定中介效应模型，验证这种正向促进效应的传递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中国对非援助将会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会潜在改变非洲国家的营商环境，从而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的增长。为了测度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水平，我们使用了世界银行WGI数据库中的治理指数。WGI治理指数数据中一共包含6个相关的指数，分别是政府的效率、监管质量、控制腐败的能力、政治稳定性和是否存在暴力或恐怖主义、法治水平、言论自由和问责制。为了得到综合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把这6项指标进行加总，然后取算数平均作为我们测度非洲国家政府治理指数的指标。徐小红(2014)认为，受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和腐败程度对其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影响受援国对于援助资金的分配。因此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政府治理指数作为机制变量，研究中国援助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受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会潜在改变非洲国家的营商环境，从而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的增长。具体而言，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分步检验法，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依据分步检验法的相应步骤，首先我们检验β11是否显著，保证对外援助确实会对产品出口产生显著影响。接着，在β11显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β21以及β32的显著性，最后检验β31的显著性。若β31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在本文中的含义即是中国对非援助必然会完全影响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再通过改变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来影响产品贸易。若β31显著，并且β21×β32与β31符号相同，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意味着中国对非援助会通过影响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来影响产品贸易。

类似地，我们将产品二元边际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为和上述模型一致，只不过是将lnTradeijt变量变为EMit或IMit，由于系数含义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我们可以看到，β11显著为正，β31显著，并且β21×β32与β31符号相同，也就是说，对外援助对产品贸易的传导机制检验通过，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后，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国家。

六、结论与建议

由本文的实证检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并且这样的促进作用不仅出现在产品总出口额层面，在进行产品二元边际分解后，这样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显著，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现的。该结论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不但会提升非洲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也会促进中国的产品贸易;对非援助不但实现了“双赢”局面，而且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对中国向非洲国家产品出口的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进行对比，我们发现集约边际的系数相较于拓展边际的系数更大一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对非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在对非出口时，尽管近年来的出口量总体上升，但我们仍应注意提升产品的出口层次，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

通过机制检验我们发现，中国对非援助首先会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贸易情况。该结论蕴含了中国对非援助将会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而非像一些国外研究得出的中国援助会加重非洲国家腐败水平的结论。

因此，在中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实现双边合作共赢的情况。但是在新时期，中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到非洲国家经济规模差异的实际情况以及非洲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在转变援助方式的同时，深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出口到非洲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

（全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