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剧《马相伯在1913》剧照

马相伯像

1840年4月7日，此时的大清，即将面临一场风暴，历史的轨迹也将出现巨大的转折，而在这个历史节点，马相伯降生了。广泛涉猎法文、拉丁文、中国文学、数学、哲学等学科后，1872年，马相伯担任依纳爵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但他逐渐感到在此地很难对国家有所贡献，毅然脱离，投身于洋务运动。1882年，马奉李鸿章命，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他到朝鲜以后，“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但是朝鲜政府封建积习太深，延缓不办。

次年，马相伯回国述职，向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府旧习太深、改革难行，并表示不愿再去，不久，他奉李鸿章之命，协助收回招商局，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其后，他与马建忠、盛宣怀、周馥等人建议向美国商人借款，组织银行、发行纸币、整顿金融、开发矿产、建设铁路，这些极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建议，由于清政府当权者腐败无能，终未被采纳。此时，他终于明白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创办震旦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文科教习郭镇瀛因五班教室内的一只空墨水瓶，迁怒于学生。后几经波折，校方竟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此事引起轩然大波，200余名学生和总教习蔡元培愤然离校，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

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大部分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成了爱国学社，另有20多名学生在蔡元培的引荐下向马相伯求助。是时，适逢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这批学生，向天主教会租用徐家汇观象台的旧屋作为校舍。如此一来，一座新式学校便宣告诞生了。马相伯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震旦学院。马相伯将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必将前途无量。

震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任监院（即院长），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

1905年，教会派法国人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实质是为了不要马相伯“行为过当”。南从周使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南从周的行为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不满，大批学生退学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无奈之下他和部分学生一起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另立复旦

随着马相伯和学生们的离去，震旦学院仅剩下一副空壳，这无异于关停。但马相伯认为，震旦学院的精神不能磨灭。他决定再办一所新校，马相伯遂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袁观澜等筹备复校。

在筹备复校期间，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洽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农历五月廿七日同时见报。

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

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严复为总教习。复校后，复旦公学声名远播，莘莘学子不计远近、不辞劳苦前来报考，第一批人数骤增至500人。经严格筛选、当面口试，最终录取学生50名。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正式在吴淞开学，新老学生共160人。复旦创办之初，各种条件均极简陋，然修葺既竣的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已初具规模。其时，马相伯已然66岁高龄，除延聘名师授课外，仍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

复旦公学成立后，马相伯摆脱了教会干扰，终于独立自主办学。他以教育家的睿智眼光，广罗人才，尽废旧式书院教育和清代朴学的治学理念，努力向近代西方教育看齐，培养一批懂外语、习科学、重实用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才。

在他的培养熏陶下，复旦公学培育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如：精通多国文字后成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中国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五四运动青年领袖罗家伦，以及1917年毕业后成为中国矿业大王的孙越崎；至于于右任、邵力子更是出于马氏门下的得意门生。晚年罗家伦回忆在复旦公学李公祠读书情景时，表述了无比的依恋之情。马相伯先生不愧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伟大的教育家。

1905年秋，应两江总督周馥邀请，马相伯前往南京演讲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宪法精神，不久，辞去复旦校长一职，由严复继任监督（校长）。1909年，复旦公学校长几度易人，严复、夏敬观、高凤谦相继辞职后，又公推马相伯复任校长，实际校务由李登辉襄助处理。辛亥革命后，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生星散。马相伯积极奔走呼告，力争复校。后经于右任、蔡元培呈请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复校，并拨大洋一万元，选定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作为校舍，复校工作顺利完成。

“一老南天传历史，黉门百载播芬芳”，马相伯先生为创立复旦大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相信每位从复旦校门走出的学子都会永志不忘。

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相伯参加江浙诸省联军总司令部工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并在民国成立后，任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1912年8月，马相伯赴京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4年以后，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会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其间，马相伯仍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

1915年7月，马相伯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马相伯断然加以反对并著文抨击袁世凯复辟称帝之举，称“百复辟，百自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声讨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马相伯老人焕发青春，撰写、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声讨日本军国主义暴行。高呼“还我河山”，“废止内战一致对外”。92岁高龄的马相伯深感国难深重，于是不顾体衰多病，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呼吁人民自救，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被尊为“爱国老人”。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人士组织救国会，马相伯被公认为“救国领袖”，一切通电、文件均由他领衔。当蒋介石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君子后，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马相伯由于右任陪同到南京，竭力营救七君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相伯作“钢铁政策”演说，号召中华民族抗日自救。7月31日，在马相伯等人的努力下，救国会七君子终于被释放。8月6日，沈钧儒等7人去南京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并由沈钧儒题“惟公马首是瞻”6个字以表示尊敬。

1938年11月，马相伯应于右任之邀赴昆明，途中因病留居越南谅山。1939年4月，在他百岁诞辰之际，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当时大后方各界人士不分政党、不分派别倾向，纷纷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祝贺老人的百岁华诞。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褒奖”令，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先生在谅山病逝。这位百岁老人用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