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之夜。北京鸟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上，100位重要英雄模范名单公布，复旦大学教授钟扬获得表彰。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他从教30余年，援藏16年，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帮助西藏大学建成一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植物学研究团队。2017年9月的那场车祸，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53岁。

他用毕生寻找种子，播撒种子。他的一生扎根大地，他的一生无愧“共产党员”称号。

他，是英雄，更是我们身边挺身而出的凡人。

善梦者，那个寻找种子的人，

总在做超越常人的决定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就是这样一个“善梦者”，一个有情怀的追梦者。

面对复旦大学陈家宽教授的邀请，2000年，他毫不犹豫来到了复旦，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因为他有一个科研梦，一个教师梦。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金力回忆起这位曾经的搭档，眼眶数度湿润。

2003年，金力受聘担任生命科学院院长，搭建院系班子时，想邀请钟扬担任副院长。对钟扬是否愿意做行政，金力不大有把握，于是请钟扬在北京路吃饭，在聊了很多学术话题之后，发出了邀约。“当时他正在吃菜，头也没抬，就说，‘可以，可以’。”两三年内，生命科学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的专业和钟扬很相似，都是研究‘进化’。我研究的是‘人的进化’，钟扬研究的是‘植物的进化’。他学术上崇拜的人，正是我的导师。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合作的那几年，两人经常一起聊工作，聊学术。

青藏高原有超过2000多种特有植物，但全世界最大的种质源库中，还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西藏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钟扬前往青藏高原，寻访植物标本，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

“他不管做事也好，做人也好，经常都会想到，要与国家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胸怀‘国之大者’。”例如，对上海红树林的研究，例如，到西藏收集种子，“其实，资源收集，对自己的学术、自己的职业，并没有太大的好处，但是他就是以高于常人的责任感，抛去功利性来做事。只要对人类、对国家有意义，他就去做了。”金力说。

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在被救治苏醒后的ICU病床上，他口述写下一封信：“这10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那次脑溢血后，作为同事、朋友，金力劝过他，“你不要这样拼了”，但没想到，半年后钟扬又去了西藏。再次相遇时，钟扬对金力说：“反正就这样。我还是要拼一下。”他把西藏看作他的梦想，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西藏。

将每位学生视为珍贵的种子

教师是钟扬最看重的身份。他对学生一贯好，因为“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种子”。2003年、2004年，在复旦，钟扬坚持每天中午和1位学生吃午饭，这样，一周五天就能与5位学生做交流。

2012年钟扬开始担任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有研究生提出要换专业，或者到其他的实验室去。遇到这种院系难以安排的学生，钟扬就自己带，一来二去，钟扬带的学生就最多。即便这么多的学生，钟扬也很愿意花时间到学生身上。

钟扬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因为，他相信这些学生培养好了，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刚到西藏时，钟扬自己掏钱带西藏大学的老师到复旦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进修教学和做科研工作。后来，他还建立了学生交流项目，让西藏大学优秀的学生到上海、到海外学习。“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云南等西部省份。

他培养了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他培养的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学学科带头人，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哈萨克族首位生态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当地科研教学骨干。

钟扬还常常招收“特殊”学生。杨桢是一名患“肌无力”的学生，听过钟扬讲座之后，对植物学产生浓厚兴趣，鼓起勇气给钟扬写了封信。令他意外的是，钟扬很快约他见面，鼓励他追求梦想，经过努力，杨桢成为复旦的研究生。入学后，考虑到杨桢不能外出采样，钟扬指导他主要做生物信息学研究，并手把手辅导科研，杨桢说：“是钟老师给我点亮了人生中的明灯。”

学生韩利平博士二年级时，由于课题推进不顺，下定决心要退学。钟扬听说了，和他多次谈心，请他调整到自己的实验室重新选择感兴趣的课题方向，一起梳理研究思路，最终韩利平顺利毕业。

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功夫帮这些学生？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是珍贵的种子。

植物学野外考察多，钟扬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是比要收集的种子，更为珍贵得多得多的“种子”。“一次野外考察，我因为缺氧晕倒了，钟老师赶紧给我吸氧。到了半夜，极度劳累的钟老师也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我想把氧气管换给他，结果他一把阻止我，说‘别动，快点插回去！我习惯了，没事的！’”学生朱彬回忆。让学生徐翌钦最感动的是，“有一次上山采样，钟老师痛风发作，双腿几乎不能走路，大家都劝他在车上等。他担心我们上山不安全，于是他捡了一根粗树枝当拐杖，一瘸一拐带我们上山。”

钟扬不仅是复旦“研究生心中的好导师”，他还长期坚持为本科生上课，课堂座无虚席。讲台上的钟扬，有独特的教学风格。很多人都对他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印象深刻，他的课，场下笑声不断。一堂40分钟的讲座，他一口气讲4个小时，听众还都不肯走。钟扬总能旁征博引，艺术、哲学、社会学，什么都能谈。

他还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有人问钟扬，“你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普？”钟扬回答，“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他的伟大，体现在他的平常，体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周围。他的梦想，他追求的高度，让我们看到，共产党员是这样的”，金力说。“他的事迹可学可做，他的精神可追可及。”

“一个伟大的人，

一个真正值得大家学习的人”

“钟老师干活太拼命，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太累了！”与钟扬同年被引进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卢宝荣说，研究生院的工作琐碎而繁多，凡是钟扬想到的事情，他从来都不耽搁。卢宝荣已习惯钟扬在各种会议开到一半时“闯”进去，或是半途悄悄溜走。

在西藏十多年，为了调查和保护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在海拔2000多米到6000多米的高原上，钟扬一年要行走3万公里。为了赶时间，他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休息更是只能见缝插针，常常只能在累的时候打个盹，幸好他休息的效率超高。

2015年，钟扬因长期太过疲劳导致脑出血晕倒，住院抢救。那次醒来后，钟扬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卢宝荣。躺在床上的钟扬自己没法拨号，请身边的同事帮忙拨的号码，通话时口齿还不太清楚，“当时有一门课已经安排好了，他倒下就不能去上课，急着问我能不能代他上课。”

“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真正值得大家学习的人，你可以看他生活当中的点滴，他的每一件小事真正能够反映出他思想的高地，反映出他的光辉。” 卢宝荣说。

痊愈后，钟扬和身边的人说，自己做了三个决定：第一是不再喝酒了，因为长期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天冷时晚上会喝酒御寒；第二是短期内不坐飞机出差了；第三是暂缓去西藏考察。可是，“除了第一个决定他做到了，另外两个决定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卢宝荣说，钟扬做完这个决定没多久，就又坐着飞机出差，又去西藏了。

钟扬才思敏捷，善于出奇兵。卢宝荣和钟扬一度都在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共事。有一年，研究所所长面临退休，谁来当所长？钟扬只说了一句话：“谁最年轻，谁来当所长。”果真，所里最年轻的教师担任了所长，将研究所运行得有声有色。

这颗名叫“钟扬”的种子,

做了常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

复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回忆钟扬教授，谈起了陈思和教授2018年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道：

“我对他最为感佩、也是这个时代最稀有的品质，则体现在他作为研究生院院长的工作岗位上。”“他在研究生院院长这个岗位上，能够明辨是非，当机立断；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敢于负责；能够以高度的灵活性来处理工作，绝不是和稀泥。这样的品质，实在是太难得了。”

2012年7月钟扬受命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在研究生院的这五年，钟扬为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倾注了心血。”楚永全说。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钟扬上任不久设立“集中授课式”课程项目。课程以夏季为主，聘请名师，对社会开放。他把这个项目的英文名称（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简称为FIST。如今FIST项目已经开花结果，每年都有100多位海内外优秀学者来到复旦，为研究生开设70多门课程。

钟扬连续实施“问题驱动型”研究生培养质量检查，只邀请校外的德育专家、管理专家和学科专家，随机抽取二年级研究生，双方做“一对一”的半小时面谈，在专家访谈的同时进行大范围问卷调研。

他还推动成立研究生服务中心，坚持全年无休，除夕和春节也照样接待同学办事。

有人说：钟扬用53岁的人生，做了常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他的时间表排得非常满，经常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脑出血住院时，轮班陪护的学生在凌晨三点被他手机上的闹钟吵醒，才知道这是平常提醒他该上床休息的闹钟。”楚永全说。

他走了，但希望的种子，在生根发芽

当人们把车祸赔偿金拿给钟扬家人，老父亲坚决不肯收。他流着眼泪，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我不能收。”最终，一家人决定，把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

钟扬走后，学校把他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的典范。在复旦，最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评为“钟扬式好党员”，最优秀的教师被评为“钟扬式好教师”，而且年年评选。因为身边人的榜样，是最好的榜样。江湾校区设立钟扬纪念室，作为学习钟扬先进事迹的载体。

“他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参照。钟扬老师走了，我们有了榜样。但我们多么希望他还在世。因为，如果他在，他不需要壮举，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梦想，就会影响身边的人，就能对学校、未来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金力说。

2018年，钟扬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9年，钟扬当选“最美奋斗者”。

那颗叫“钟扬”的种子走了。但是，种子播撒出去的希望，在生根发芽，伴着我们追梦，继续我们的征程。

在西藏，复旦大学与西藏大学联合成立“西藏大学-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与全球变化联合实验室”，继承钟扬老师的科研事业，合作共建生态学双一流学科。

在上海，临港新城，占地 50 亩的红树林育苗基地，已种植十余种红树。在钟扬的梦想中，“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

这，是献给未来的礼物。

这，是生命绵延、生生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