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德文在伦敦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中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共产党宣言》这本只有约两万个汉字的小册子，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陈望道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望道

陈望道（1891—1977），字任重，浙江义乌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担任过《辞海》总主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了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的故事。今天，我们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追溯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感悟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初心使命。

中文首译 影响深远

讲述人：焦扬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急切需要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全文，陈望道被历史推上了前台。

受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之托，1920年早春，陈望道带着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的《共产党宣言》英文译本，以及戴季陶给的一册日文译本，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开始了翻译工作。在简陋的柴房里，陈望道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既当桌子又当床。他全身心投入翻译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于是就有了错把墨汁当红糖的一幕。《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本身就很难，没有资料参考，还要讲求通俗易懂，陈望道“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花了数十天时间才完成。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译文返回上海，并在陈独秀等人的帮助下，于同年8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使命落在陈望道身上呢？因为他有几个独特的优势。

第一，陈望道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原名不叫“陈望道”，而叫“陈参一”“陈融”，后来自己改名“望道”，意为远望大道、追寻真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理性的认识和感性的认同，所以是带着感情在翻译。

第二，陈望道语言文学素养深厚。他可以很好地用白话文来翻译《共产党宣言》，使之被一些年轻人和有识之士迅速地学习、接受，并且能够研究和运用。如果是译作文言文，传播的效力就没有这么大。正是选择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白话文，才使之传遍全国各地，从此点点星光蔚为星河。

第三，陈望道的日文和英文都非常好，所以可以把日文版和英文版对照着翻译，而不是简单地从一种版本翻译而来，翻译得更加精准。

举个例子可以说明陈望道的翻译对之后传播的影响力。针对日文版翻译的“绅士”和“平民”，陈望道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将其翻译成“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一来，《共产党宣言》的精髓，也就是“阶级对立”“阶级矛盾”就凸显了。

书中还随处可见一些文学性很强的精彩语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热潮。至1926年，这本《共产党宣言》先后印行17版。1936年7月，毛泽东曾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

追寻信仰 一片赤诚

讲述人：陈振新

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退休教授

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他在读中学时，看到我们国家当时非常贫穷落后，就想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到日本留学四年半，拼命地读书，读了三个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还有一个物理夜校，既学文学、法学、哲学，还学数理化。在留学期间，他参加了一些留学生组织的爱国学生运动，特别是在与日本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家河上肇、山川均等的交往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很喜欢看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文章、书籍。他开始想，除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是不是还可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救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后，父亲回国，应聘在浙江一师担任国文教员，一师是当时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父亲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进步教师一起搞语文改革，教授新文学作品、讲授白话文，还支持学生创办了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他为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鲁迅的白话文《狂人日记》。

父亲的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叫《非孝》的文章，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反抗封建礼教，被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当局查封了《浙江新潮》，要开除校长经亨颐以及陈望道等四名国文教员，引起全校师生的抗议。1920年3月，浙江一师学生掀起了一场维护和巩固新文化运动的“一师风潮”。在“一师风潮”当中，当局调动数百武装军警包围学生。父亲为了保护学生，就站在学生前面，挡着那些刺刀。

“一师风潮”对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后来在回顾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经历时讲道：“这次查办斗争使我更加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那时候他收到了邵力子的来信，担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希望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父亲马上答应下来。恩格斯曾说，这本书要翻译成其他文字是很困难的，不单单是文字上的问题，因为这里边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懂这个理论，就不可能翻译得很确切。戴季陶提出了译者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深入了解；二是要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当时邵力子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我父亲给“觉悟”写了很多文章，他对我父亲很了解。父亲曾在之江大学学了两年英文，学得很好。后来到日本留学，精通日语，且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父亲小的时候，从6岁开始读私塾，学了十年四书五经，中文基础很扎实。邵力子说我父亲的文笔很好，且翻译了很多文章，可以看出的确是有翻译功底的。而且，他说，之所以我父亲会进入他的视野，是因为在“一师风潮”中父亲的表现。于是邵力子便把父亲推荐给了《星期评论》，并表示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完成后，父亲于1920年春受邀前往上海做《星期评论》的编辑。然而刚到上海，《星期评论》就被当局查封了。于是陈独秀邀请父亲编辑《新青年》杂志。9月，父亲又受邵力子的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执教，由此开启了他与复旦长达半个世纪的缘分。

勤于学问 诚于教育

讲述人：陈光磊

陈望道研究生、语言学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

1952年11月，毛泽东亲自任命望道先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我于1962年考取先生的研究生，是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在先生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跟我的师兄两个人轮流在医院里陪护他，帮他整理一些学术成果。

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陈望道

在我跟先生接触的过程中，他讲得最多的是做学问的问题。先生强调“古今中外法”，学习外国不能崇洋，学习传统也不能迷古，国际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现代性和传统性相结合。

比如说普通话的标准，1955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先生与会，为主席团成员。起初会议文件规定，推广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标准”。先生觉得这个说法不正确，如果说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那就是推广北京话，不叫推广普通话。他说这个定义逻辑上不通，否定了普通话。他一提出来，当时抓语言文字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就很重视，把专家们请来讨论，先生讲了他的意见。经过讨论，普通话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先生对确定我们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是多有贡献的。

现在我们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当时有苏联专家是希望在里面摆斯拉夫字母，使用俄文字母。先生为这个事情，中饭都没有吃，和苏联专家辩论，坚持不可以摆进斯拉夫字母，我们的汉语拼音有自身的系统，而且也是有相当传统的。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翻译成中文，其中将“语法”定义为“用词造句和句型变化的总和”，中国许多学者引此为据。先生却明确提出，这个定义不符合我们汉语的实际。因为斯大林讲语法是形态变化和用词造句规则的综合。望道先生讲我们汉语没有形态变化的，我们的语法是不是就不全了呢？不是的。我们说的语法就是语言的结构规则，就是组织规则，更有普适性。

先生这种不崇洋、不迷古、不唯上的学术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1932年先生出版的《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后来1934年“大众语”讨论，他提出我们的语言应该是群众能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为白话文的最后胜利打了一仗“终结战”。

先生在学术上整合中外、贯通古今，别开生面、推陈出新。《作文法讲义》是指导人们用白话文写作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发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而完整的修辞学体系；《因明学概略》精要考辨了因明与逻辑、论辩之关系⋯⋯先生的每一本书都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遵循着“古今中外法、学术中国化”的研究理念，始终站在学术前沿。

薪火相传 坚定信仰

讲述人：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在陈望道诞辰100周年之际，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撰写了一副对联：“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扬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这句话，概括了陈望道一生的功业。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病逝世。临终前，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把藏书捐献给了复旦大学，践行了他终生不变的信仰。

修缮后的陈望道旧居如今是《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2018年，修缮后的陈望道旧居成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作为复旦大学校史馆专题馆，常设“宣言中译 信仰之源”主题教育展，陈列了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复旦大学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队，面向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开展宣讲活动。2020年，党员志愿服务队的30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志愿讲解服务的经历和体会，表达做《共产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信心和决心。

“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他们继续讲好关于理想信念的故事，并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展现了我们党坚持初心使命的意志决心。“到20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之时，正是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届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壮举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

来源：《秘书工作》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