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拿这些书当教材，到了科研工作中也经常要翻阅的。”叶令说。据谢希德之子曹惟正回忆，母亲回国时带了很多笔记本，这都成为她后面开设课程的参考书目。

1956年，我国开始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北大的黄昆任主任，复旦的谢希德任副主任。几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这个班两年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200多名，成为我国半导体人才的主要发源地。黄、谢二人合著的《半导体物理》，也成为我国半导体领域学科的奠基之作。

回到复旦后，谢希德马不停蹄地与半导体教研组为半导体本科生先后开出固体物理、固体理论、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专门化实验等全套半导体专业课，使1956年开始的复旦半导体专业的创办取得了“开门红”。 

到了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基于对国际研究动态的高度关注，谢希德敏锐捕捉到表面物理的广阔前景，并将其作为自己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在同年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她郑重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这一年，她已55岁。

很短的时间内，复旦大学在原有物理系和物理二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八个研究室。叶令正是这个阶段被抽调至谢希德手下工作。她记得那时，谢希德作为学科带头人，每天忙于筹建新专业、组建新团队，工作节奏非常紧张。

终其一生，谢希德都在扮演所在学科开拓者的角色，从固体物理到表面物理，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二维凝聚态到低维凝聚态。

“对于科学领域的前沿方向，谢先生总是把握得很准。”叶令认为，谢先生性格稳重平和，做事极有条理，但同时又是个急性子。她一旦想做一件事，就立即要做，绝不拖拉，“也许这样讲很矛盾，但这两种性格确实在她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一线育人，常牺牲午休为学生写推荐信

1956年，谢希德开始招收研究生，几十年里亲自培养出了数十位博士、硕士。即便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她也始终坚持在教学育人的一线。

对待学生学业上，谢先生是出了名的严格。“她曾创造了复旦大学教学史上的一个记录。”侯晓远对老师谢希德的课堂和考核方式记忆犹新。

1982年春，侯晓远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修读谢希德开设的“群论”课程，期末考试时就“遭遇”了谢希德命制的高难度试卷。那次考试从上午一直考到下午，最快交卷的同学也考了六七个小时，最晚交卷的甚至拖过了晚饭饭点。

侯晓远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经过自己反复修改和多位老师审阅批改，才提交给导师谢希德。原以为很快就会得到顺利反馈的侯晓远，没想到又经历了两轮修改——谢希德非常仔细，把文章中的错别字、外文人名拼写中的错误、大小写差错都一一圈了出来。

当时的论文全部为手写形式，自认字不够好看的侯晓远在最后一次提交时，专门拜托手写字体美观的朋友帮他誊写了一遍。而谢希德审阅后，在评语中仍然逐一指出抄写过程中的错误，并批注“越抄越错”。这四个字，侯晓远终身难忘。

而在关心爱护学生上，谢希德又如慈母一般。无论是学习、思想还是生活，只要学生有问题、有疑惑，一旦反映到她那里，就能得到圆满解答。

“谢先生工作忙，但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关切。”叶令曾在谢希德推荐下到美国西北大学访学，期间收到家中来信，说谢先生和秘书曹佩芳专门上门探望。“她对我父亲说，你闺女出去两年，不能在面前侍奉，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1994年底，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资剑在德国做完博士后，回到复旦后，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谢希德非常爽快答应写推荐信。不料，先生的爱人曹天钦去世。资剑请先生不要写了，找其他老师写，或者自己写个初稿，先生改改再签个名。没想到谢先生在丈夫追悼会的次日，就把推荐信给了他，满满几页，全是手写的，她说，“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先生是在丈夫离世的巨大悲痛中写这封推荐信的，我没齿难忘。”资剑说。

身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谢希德也特别关心女性发展。有女学生提出分配工作难的问题，她对此很重视，关照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要特别做好女学生的分配工作，同时要求女学生自强、自重、自爱，用优异的成绩迎接挑战。

复旦物理学系的女生特别少，每年新生入学时，谢希德都会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女生的意见。她说：“女性同样能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杰出科学家，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完全能够学好物理，能够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

“给我准备一些文件，我要看文件！”每当这个干练有力的女声响起，时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王增藩就知道，是谢校长来了。

1983年，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那年8月，谢希德冒着37摄氏度高温在办公室写作，修改、审定1984年至1990年复旦大学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10天内，她主持两次会议，对学校规划作了大修改。

“谢校长做什么事都讲效果，有困难就想办法克服。”王增藩回忆，由于外文图书价格上调，数学系曾经一度难以支付订阅外文图书所需的费用，谢希德对此事高度重视，想尽各种办法筹款。她先是联系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而后又多次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最终拿到了到足够的经费购买外文期刊，奠定了复旦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全国领先的地位。

谢希德总是和老师们一起乘坐早班校车上班。党委书记焦扬回忆，她1983年毕业留校，恰巧与谢校长毗邻而居，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天刚朦朦亮，就与老校长同在乌鲁木齐南路校车点等候校车一同上班的情景。在车上，教师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谢希德一一记下，与大家深入讨论。“在车上可以听到学校基层的声音，也可以向大家宣传学校的方针政策，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谢希德这样说。

20世纪80年代，时逢国家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还不太明朗，但谢希德已经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复旦开放性交流合作的力度。

1984年，谢希德校长在欢迎美国总统里根的仪式上讲话

今天，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大楼前，耸立着一尊谢希德铜像。这是为了纪念谢希德对这一中心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增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沟通，1985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经批准成立，这在全国高校为首创。谢希德兼任中心主任。

中心成立伊始，谢希德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争取到了美国数百万美金的免税援助项目。她还多次远赴美国，游说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建设美国研究中心的行列来。中心开展各种各样的外事活动，不仅让复旦师生有机会直面学术大师、政要名人，也加强了复旦与国际的联系，提升了复旦的国际知名度。

除了推动复旦的国际化，谢希德还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她兼具改革魄力和独到眼光，主张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给予学科带头人越级晋升和增加工资等待遇，将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7名40岁以下的教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些做法，为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积淀了大量优秀人才。

为了避免学科过度分化，谢希德还主张在复旦发展新学科、交叉学科，打破学科壁垒。经过几年的努力，复旦大学打破了综合大学只有文理科的格局，相继成立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好几个学院，变成了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谢校长既有国内大学的治学经验，又熟悉国外大学的情况，复旦有这样一位专业的教育家担任校长，才发展如此之快。”王增藩认为，“为了复旦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早在十七岁时，谢希德患股关节结核，休学四年，留下了伴随终身的腿疾。1966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之后的30多年里，癌细胞几度向胸腔、淋巴结转移，一次次手术、化疗，都没有击败她。1998年8月，谢希德在第四次患癌手术后住进医院，中间仍坚持从医院请假回家出差。1999年12月，她病情加重，住进华东医院。

然而此前，谢希德身边同事都很难察觉到她是个癌症患者。“无论何时，谢先生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巨大的能量。”侯晓远这样形容。“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她。我也生过癌症，我知道有段时间人应该是非常虚弱的，但我真的很少看见她说今天很累，不干活了之类的。”叶令说。

在大家的回忆中，除了说谢先生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之外，提到最多的就是一个“忙”字。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谢希德最后的日子。

住院期间，谢希德唯一的要求是要一部电话，让她接通便携电脑。因为腿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工作。她每天接发很多电子邮件，处理大量事务，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

1999年5月，王增藩探望谢先生时问她，“你这样不是很累吗？”谢希德说，“我这个人知足常乐，能够活到60岁就非常满足了，超过60岁的每分每秒，我都会用来为教育科研事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

谢先生最后一次手术半个多月之后的一天，王增藩又来探望，谢先生只是平淡地说，手术后还要做6个疗程的化疗和一个疗程的放疗。“看得出她对未来充满信心，还希望工作。”王增藩说。在他的印象中，谢校长去世前，还在会见外宾，为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提供办学教育的意见。“需要她的时候，她都会尽力为大家服务。”

2000年3月4日，谢希德逝世。在她的追悼会上，前往吊唁的人站满了殡仪馆的院子，许多人流下了泪水。

先生早已远去，但她的一生，早已给无数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的精神，已通过一批批复旦学子传承延绵，那是一种不忘初心、矢志报国、拼搏奋斗、不屈不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