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明确提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最重要的保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更好地驾驭经济发展大局,有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经济发展正确方向。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席卷全球的疫情,中国率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率先实现了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理念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所没有的,却又是新中国成立71年、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取得成功的最深刻经验总结,更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和核心所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特点,使得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做到协调各方,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合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秘所在,将党的领导纳入经济理论的分析,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党的领导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更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来指导经济发展,这既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上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国有其历史性和客观性
中西方在地理、历史、文明上的差别,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完全不同
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国家的中心地位,并始终坚持领导作用,符合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政治伦理和体制习惯,具有历史性。中国作为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绵延5000年的古老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对于大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深刻记忆。为了维护一个长期和谐稳定的统一局面,中华文明在不断尝试中产生了一套独特的国家建构,其中就包括围绕某一政治核心进行运作的政治伦理和体制习惯。这一点正是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所在,正如费正清所言,说到最后,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在于人民的愿望,中国历史中表面上的统一,实际只占全部历史的三分之二,而统一的理想则相沿无改。
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国家建构中的这种历史传统,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地理环境的影响,具有客观性。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从一 开始就不同于形成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明,具有很容易形成统一国家的地理条件。而类似希腊地区这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则缺少如同中国、印度那样可以建立复杂帝国组织所必须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类似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认为欧洲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情况,主要是它支离破碎的地形造成的。正是中西方在地理、历史、文明上的这种差别,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完全不同,形成富有鲜明独特的中华文明,具有客观性。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由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路,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府、市场”的“三维”分析构架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自由放任的思想指导下,对政府的作用停留于“守夜人”的角色,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市场。就算在经历了“大萧条”的洗礼之后,经济学家们将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为“弥补市场失灵”,但也依旧对政府“可能”的过度干预“严防死守”。
总体而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政府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被动的,同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的。然而相比于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了一条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路,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府、市场”的“三维”分析构架。由此,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维谱系”。这种“三维谱系”,既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在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又可以在市场失灵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政府可以主动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完善市场监管、开展有效市场建设,进而克服由于市场运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产业发展规划缺少长期性等问题。
因此,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更好实现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失灵,更可以有效加快市场建设的速度,促使市场机制更快发育成熟。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更好地驾驭经济发展正确方向,确保经济发展大局。目前,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形成了党代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经济形势研究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机制等五个不同层次的经济形势分析和研究的工作制度,定期研究部署重大战略问题,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和原有利益结构的约束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式
在对经济发展形势形成正确判断的基础上,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换,建设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确保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就更有必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因为没有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论是转变发展方式还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导致发展持续时间长、见效慢。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存在大量在过去粗放发展中形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解决。同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艰巨且形势复杂。第二,很难打破原有利益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和原有利益结构的约束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式。
首先,始终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动力进入新常态,坚持党的领导对树立促发展、保发展的信念,对坚持长期推进改革发展,以及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至关重要。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坚持党的领导可以更好地保持政策和理念的延续性,这对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问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向有定力、有能力长期保持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制定以及发展思路不发生改变。
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具有超越党派和利益集团约束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发展方向,及时提出政策措施,不断把发展向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更好地制定对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最有利的经济发展方案,并且在执行新发展方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保证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始终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更好地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和化解风险
党的坚强领导是保障中国号经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的定盘星和压舱石。充分发挥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优势,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才能有效防范抵御风险
中国共产党具备强大的资源整合、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科学制定决策和实施宏观调控,通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各项政策的协同发力,能够有效应对各类经济风险。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但可以更好化解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风险,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党的领导,不但抵御住来自西方的各种干扰和破坏,而且正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不可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更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71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动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瞻远瞩、科学决策,充分发挥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优势,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拥有在复杂多变局面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娴熟能力和高超智慧,党的坚强领导是有效抵御外部风险,保障中国号经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的定盘星和压舱石。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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