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简介：

史锡尧，男，1931年生于山东省桓台县。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史锡尧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更名为文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汉语教研室（现更名为现代汉语研究所）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学术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顾问。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学、修辞学、词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文220余篇。出版的学术著作有《现代汉语修辞》（合撰，1980）、《现代汉语》（1984，任主编并撰写修辞部分）、《名词短语》（1990）、《中学教学语法》（1991，于1993年选入北京市社科联规划办公室所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库”）《鲁迅老舍作品语言艺术》（1996，2009年由韩国学者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并列入“中国文化学术丛书”）、《语法·语义·语用》（1999）、《常用词语漫话》（2000）、《史锡尧自选集》（2007）等。另有，参加集体编撰的三本书：《汉语讲义》（1958）、《毛主席诗词初解》（1968）、《现代汉语》（1982）。获得的奖励有：1993年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师、1994年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1年评为北京师范大学师德先进个人。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用于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我们时刻在使用语言也在理解语言，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对它如此熟悉却很少追问为什么。有这样一批学者，他们终身致力于揭开语言的神秘面纱，他们就是语言研究者。史锡尧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现代汉语领域倾注了大量精力，科研上兢兢业业、教学上勤勤恳恳，在语法学、修辞学和词汇学方面都颇有建树，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正逢建国70周年，史先生毕业65周年，我们走进了他整洁的小书房，听他讲述与师大的点点滴滴。

记者在史锡尧先生书房中进行访谈

1 兼收并蓄 条分缕析

史先生是在1950年从山东考入辅仁大学的。两年以后，国家要收回教育主权，因此将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合并到了师大中文系。正是在这番机缘下，史先生才成为了一名师大学子，从此与现代汉语结缘。

1954年毕业后，史先生选择留在师大任教，被分到大的语言教研室（当时的语言教研室包括现在的三个语言专业：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陆宗达先生时任教研室主任，他明确了史先生今后的研究方向，即“现代汉语语法”。两年后，中文系又派史先生跟随现代汉语语法学奠基人黎锦熙先生学习语法。后来，史先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将研究范围从语法学扩展到修辞学，再到词汇学，在现代汉语领域开垦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改革开放之后，先生担任语言教研室的副主任。又过了几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先生感到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不适合放在一起研究，于是向系里提议分设两个教研室，这与系里老教授们的意见不谋而合，所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就分别成立了教研室，由史先生担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这一传统也延续到了今天，虽然同属一个专业，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分属两个研究所，各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为了配合采访，史先生一早将自己的著作放在小书房的桌子上，按照他想要介绍的顺序叠在一起，整整齐齐。时隔多年，先生仍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数家珍：“我这一辈子一共发表了220多篇论文，其中有80多篇发表在核心刊物上。核心著作八本，有一本翻译到了韩国。”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我们听来，不过是几个数字，几句话，却是他一辈子心血的凝结。史先生还特地向我们解释了《语法·语义·语用》这本著作题目的含义：“题目是叫这个，但是这个题目可能使人误解，是我谈的语法，谈的语义，不是这样的。我的原意是研究语言，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这三个方面结合来进行研究”。书中的一些论文详细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先生本人在具体研究中也将这一方法贯穿始终。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而逻辑则是思维的规律，二者密不可分。因此在谈到学术研究的方法时，先生提及要注重好头脑的训练，尤其强调要注意逻辑学的训练。先生颇为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了一次特殊的开课经历：“我开过形式逻辑这门课，就在中文系，这还是我们中文系老师唯一的一个开过这门课的”。先生还说：“我在中文系，我只开过一年逻辑学。但是我还挺高兴，我要写简历，需要填这个的话，我就填上”。先生虽然从事现代汉语的研究，但没有停留在这一领域内，而是广泛地吸取逻辑学的知识，培养逻辑思维的能力，这对他本人的学术论文写作颇有助益。

2 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

如果说逻辑思维能力让史先生在进行语言分析时更有条理，那么对语言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则让他在论述时有大量佐证，能够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史先生跟着黎锦熙先生学习的时候，不仅学到了语法理论，更养成了搜集和整理语料的习惯。在史先生的记忆中，黎先生的兜里总是装了很多卡片纸，还插着钢笔，随时准备记录语料。史先生向我们详细描述了搜集的过程：“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原始，就做卡片，自己就是买了大量的白纸，就裁成这么一个个的小卡片。记一个词，就做一张，或者一个句子，就是做一张卡片，随时随地做卡片。你们听广播听到这，突然这个词用的特别好，或者一个说法特别好，马上就是一张卡片就做下来”。不只是听广播，聊天、看报纸、看书……只要处在使用汉语的场景中，先生们都会随时记录感兴趣的例子，做完卡片之后还会按照研究角度定期整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史先生本人对鲁迅和老舍的作品比较感兴趣，曾多次通读鲁迅全集（书信集除外），就像先生自己所说“像是他的小说《呐喊》、《彷徨》，还有《故事新编》，还有杂文，他有杂文集，人家给选的，我就看过几十遍，那不是一遍两遍的，那是几十遍的”。先生还认真地研究了鲁迅的手稿，对其中删减、添加等改动的地方进行对比分析。老舍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二马》等小说也是先生的考察研究对象。现在从事语言研究，可以借助各种类型的语料库，动动手指、敲敲键盘，几十条、上百条语料就弹出来了，无论你是否阅读过某个作家的作品，也无论你读过几遍。与今天相比，当时的条件似乎是一种劣势，但恰恰是在那种环境中，史先生才能够接触到原始、完整的语言材料，才能结合具体语境分析用例，从而对每个作品有整体的把握。正是这种时刻沉浸在语言中的状态，才使得先生在科研中保持着敏锐的嗅觉。他对鲁迅和老舍作品的研究最终收录在《鲁迅老舍作品语言艺术》这本著作里，也正是前边提及的翻译到韩国去的那本著作。

先生又用自身的另一个实例向我们展现了广泛搜集语料的另一个重要性。他在对副词“又”进行研究时，先是按照用法分成20多种，列在一个小表里，最后将全部用法概括成两个字“增益”，而由语言学老前辈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将其概括为“加合”。尽管《八百词》比较权威，但史先生并非凭空得出结论，而是在大量材料基础上分析得来的。借此，史先生想告诉语言研究的后辈们：“你只要是真实充分地占有材料，你再进行深入的分析，你概括出来的归纳出来东西，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先生将对待科研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延续到了他的教学工作之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十分喜欢史先生。我们本想请先生回忆印象最深或最精彩的一堂课，先生面带笑容，自信地说道：“我讲课还是挺受欢迎的，还收了不少赞美的话。”这和先生独特的课堂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先生给研究生开设了两种类型的课程。一类是专题研究，包括“语法学专题研究”和“修辞学专题研究”，在课上先生主要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且着重介绍选题的缘由和过程，为研究生在具体研究上提供帮助。另一类是讨论语法学和修辞学著作的课程，先生在课前指定讲解篇目，选定两位同学下节课谈谈自己的理解，在他们发言之后，再请其他同学发言，最后由先生做总结和点评。这样一来，先生的课堂更像是与同好的交流，而非简单的教与学，如果有幸听先生讲一节课，必定获益匪浅。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这是强调贤者先将知识弄明白，然后再教别人明白。这正是每一位教师自身的写照，更是史先生本人的写照。

3 金声玉振 薪火相传

史先生的成就不仅在书斋里，更在广阔的实践天地中。真正做到了将科学研究落到实处，服务于日常生活。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草案）》的过程中，提议召开专家座谈会。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联合发出邀请函，征求专家意见，史先生就在被邀请之列，他在会上与其他专家一起提出修改意见。提起这次会议，先生十分肯定：“这个是对于全国统一都是有好处的。对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非常有好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曾于1994年召开“提高辞书质量，促进辞书繁荣”为主题的座谈会。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和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出版社社长参会，图书司司长主持会议，史先生与另外两位专家一起在会上发言，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对辞书市场的混乱现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史先生讲述自己在师大的学习经历时，反复提到黎锦熙、陆宗达等老先生对自己学习、研究等方面的帮助和启发，先生得以成长为先生，离不开老先生们的谆谆教导与呵护。先生回忆说：“我记得黎先生走的时候，还穿着他平时最常穿的那一身衣服，胸口的衣袋里还有他平时用来记录语料的卡片，上面挂着他最爱用的一支钢笔。”当真做到了尽其一生，忠其一事。黎先生在他最喜欢的领域奋斗了一生，史先生作为他的学生亦是如此，同时也将这种精神传递给自己的学生，文学院传承精神的光芒，闪烁在史先生依旧明亮的眼眸中。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请老先生为文学院的小朋友们送一段寄语。先生对于文学院取得的成绩很是欣慰，对于文学院新一代学子也充满了自信。

他说：“现在主要靠年轻人了，我对你们感觉到很乐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你有决心，愿意下苦功，愿意深入地思考问题，广泛地搜集材料，深入研究，一定会出来好的结果，我对你们很有信心，继续努力。”

先生与记者们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