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实践经验所作出的深刻概括。回首党的百年历程，倍感这一论断寓意深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确实是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致发展成为现在具有世界性重大影响的百年大党，就是由其道路决定的。正是借助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摆脱了险境，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借助于独立自主、不断探索的发展道路，党的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经验逐渐丰富，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正是借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领导中国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正因为道路如此重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对于中国道路，固然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看待，同时也要从历史观上来把握，尤其是要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予以理解和把握。这不是要把中国道路拉进历史发展规律之中，而是实际发展本来如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离开了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很难透彻地说清中国道路的“特色”，乃至会作出各种肤浅的以至歪曲的解释。这就自然涉及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

应当承认，历史发展中的规律与道路是不同的：规律代表的是普遍，是就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言的；道路代表的是特殊，是就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而言的。二者的参照系和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因而不可混为一谈。但是，二者又不是彼此外在分离的，而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简要说来，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规律在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由于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实现的方式不同，因而形成的道路也不同。

规律总是通过条件来得以具体实现并形成具体道路的。条件对于道路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条件是各个特殊的，因而由此形成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条件与现实条件，又有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还有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等，正是各种条件的交错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发展道路。这里所说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国情”。有什么样的国情，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不同的国情造就了不同的道路。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农业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条件不同，因而各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式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马克思曾对此作过具体分析。如在英国，圈地运动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一大批自耕农的迅速消亡，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劳动力和市场，促使工场手工业迅速成长为机器大工业；工业现代化实现之后，又反过来又促使农业现代化。这就是典型的“英国道路”。在德国，由于容克地主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封建势力顽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缺少必要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这就决定了德国的农业现代化只能由容克地主主导、在最大限度保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开展，于是形成了农业现代化的“普鲁士道路”。在美国，情况比较特殊，“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这就使得美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英国、德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即“美国道路”。显然，不同的环境、条件，导致规律的不同实现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由当时所面对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条件决定的。就历史发展总的趋势而言，世界各国的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其总体趋向是明确的，这就是经过西欧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其统治地位，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这种演变显示的是历史规律，不可逆转。就中国面临的环境、条件来看，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发展颇为艰难。历史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大致有这么几条：一是跟着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走改良的道路，三是学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前两条路根本走不通。因为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强行推行资本逻辑，但其决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强大起来，培植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效仿西方国家那样采用殖民掠夺的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所以，第一条路走不通。对于第二条路，中国也尝试过，这就是建立过君主立宪制，但最后也没有成功。因为清政府要维护的是清王朝的专制体制、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可能真正推行君主立宪，维新运动被镇压就是血的教训。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就是第三条路，即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之路，彻底摆脱奴役压迫、实现人民解放之路。就是凭借这条路，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正站了起来！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选择，完全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总趋势，根据本国自身的环境、条件，经过探索而形成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绝没有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离开普遍规律孤立地谈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形成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环境、条件的交汇点上。只有借助于规律性的审视，才能更透彻地看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是如此。这一道路的确立，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局部战争仍有发生，但短时间内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长期被冷战阴云笼罩的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更加强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也对当代社会发展提出了挑战。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这就要求充分关注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样的时代局势，客观上要求改革开放、加快发展。伴随这种局势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在逐渐暴露出来，引出诸多问题与思考。如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对于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因缺少经验，曾经走过弯路。一度时间，把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的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并在实践中予以效仿、推行，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党明确地提出改革开放，开始形成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是社会主义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既顺应时代潮流，又有独特的自主创造，因而是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开创，都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对于中国道路的“特色”，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应以全面的阐释和把握。

三

道路无疑是规律的实现方式，但这种实现并不是一种自然实现，或自我实现。无主体的历史实现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历史由其必然性或趋势所决定，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空间，而某种可能性的实现则要取决于主体的努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性向现实性能否实现、以什么方式实现，取决于主体能动性的正确发挥。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和成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浴血奋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李大钊曾经这样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页）没有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道路也是如此，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的现有国情，吸收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顽强地开拓和拼搏出来的，中国道路显示的是中国的力量、中国的精神。中国在其发展中，情况确实非常特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异常复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既然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并联式”过程，那就意味着困难叠加、矛盾叠加。没有自主探索，没有大胆创新，就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路。中国道路正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创造出来的。就此说来，道路的选择和开创固然离不开条件，但条件也有一个如何利用的问题。同样的条件，如何利用，利用好坏，结果大为不同。因此，中国道路在其本质上是一个能动创造过程。

主体的能动创造同样涉及与规律的关系问题。道路的开辟有赖于主体能动性的积极发挥，但其发挥也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尊重规律。越是尊重规律，越能使主体能动性得到有效的发挥，越能使道路走得更为顺利。中国道路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具体来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建党百年来，我们也曾走过弯路、付出过代价，但是我们党能够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其所开创和发展的道路更加符合规律，因而这样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顺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发展阶段，要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需要把思想、行为、体制、机制等从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释放出巨大生机与活力，以更好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要求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来把握中国道路的真正意义所在。（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