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43年，深刻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这段中国人民创造人类发展史奇迹的伟大历程，也必将载入世界史册。学习改革开放史与学习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同向而行、辩证统一的，校报特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滕飞撰写《改革开放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深入剖析中国改革开放史在近现代经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创新特色，以历史照亮未来，鼓舞我们以更坚定的步伐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宏伟征程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并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作为党的百年历史的重要阶段，认真学习改革开放史，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辩证统一的，对明理、增信、崇德、力行都有着重要意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史的鲜明特征。本文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改革开放中的探索和完善，力争在历史学习中深入把握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伟大实践。

一、改革开放史是世界近现代经济史的充分展开

（一）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历程充分表明，在做好国家能力建设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极大地提升经济效率和财富创造能力。但各国历史也表明，国民财富的总量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公平分配，不加调控的市场会带来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这也推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问题的综合性探索，回答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二）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事业。我们学习改革开放史，是学习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从历史上看，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改革和开放也是两个重要主题。从被迫通商到早期的证券市场建设，从近代企业的官办、官商合办再到官督商办，从银铜复本位到设立中央银行、主权法币改革等等，近代中国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这些融入世界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努力，在政治经济受制于人的背景下，缺少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领导，并没有带来经济持续增长，没能给近代中国带来富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开展的，对内有制度供给和政策执行的能力，对外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的能力。历经百年探索形成的党的建设能力、政权组织形式、意识形态机制、社会动员能力等，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推动改革开放事业。

（三）从新中国建设史来看改革开放成就及其基础。改革开放时期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叠加，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的战略机遇期，国际市场、技术、资本和产业等外溢，加之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等助推了中国的发展奇迹。但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奇迹在根本上得益于我们对历史发展大势和变革时机的正确把握，得益于新中国建设初期形成的发展基础和改革开放的主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领导下国家能力得以空前提升，早期赶超战略打下了工业化基础，基层组织形式也蕴藏了巨大的发展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勇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改革开放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过程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我们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发展审时度势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指导实践的理念和理论。

（一）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达到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是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优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方面，注重中长期规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从“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都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的深刻理论把握，适配因时制宜的体制机制。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历史特征。一是在激活市场主体方面，产权改革是核心。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股份制改革，从发展民营经济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二是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方面，价格体系改革是关键。商品市场价格从“双轨”到“并轨”的完成，要素市场改革的持续推进，制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的体制机制不断消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彰显。三是在对外开放方面，开放也是改革，寓改革于开放之中。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

（三）健全宏观经济制度体系，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稳定中的作用。一是审时度势，适时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导向。经济总体从强调量的增长到重视质和结构的优化，供给端从要素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需求端从外贸到投资到消费拉动，再到新发展格局。二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不断优化产业政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再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不断提升。三是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多次经济“冷”“热”交替、多次世界或区域性经济危机的考验下，建立和完善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四）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支撑。中国的经济机制改革和转型，有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有市场经济的规律特征，也彰显着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发展力量。一方面在国家和政府层面，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我们并不是苏联式的严格计划经济，有着中国式的地方分权特征，随着地方政府发展活力释放和地方竞争机制作用发挥，催生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在市场和社会层面，我们有着超越政府和市场的道德文化之“第三只手”，有着介于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的传统调节机制等等。这些中国经济社会中的特有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发挥着积极的支撑作用。

三、改革开放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历程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是一个渐进式过程，走出了一条中央、地方和经济主体充分互动、增量突破、试点完善、平稳转型的改革开放之路。

（一）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方面，走了一条从农村农业，到城镇工商业，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之路。在农业农村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基本经济制度的情况下，通过经营机制的改变，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2014年开启的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关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第二、三产业方面，先激活一般竞争性领域，再改革传统垄断领域，走出了一条从乡镇集体企业到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的改革之路。随着改革深入，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1999年宪法修订中予以确立，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略更进一步确定下来。在各类性质企业内部的改革也同样是渐进性的，譬如国有企业先简政放权，再进行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增量式股份制改革等办法，将理念争论和利益冲突降到最低。当前正深入开展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仍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等方向上持续努力。

（二）在商品和要素价格机制上，走了一条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改革开放之路。在商品价格机制上，先实行双轨制，再不断扩大市场定价商品范围，最终实现并轨。在要素价格机制上，首先认可生产要素的市场属性，进而发展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并开始探索完善知识技术、数据资产的市场机制和保护工作。不同商品或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各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城乡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成为驱动城镇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本市场方面，逐步建立、放开并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发挥资本的价值发现功能，提升经济效率；土地市场方面，从城镇国有土地交易到农村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深入。

（三）在对外开放方面，走了一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合理安排对外开放节奏的路径。在开放区域上，从经济特区开始，到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逐渐形成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全面开放格局。在贸易类型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劳动力要素极为丰富，而资金和技术非常短缺，发展了以劳动力密集产品的出口为主，发展“三来一补”型加工企业；随着劳动丰富度降低，资本和技术稀缺度缓解，尤其是资源环境约束度增加，中国逐渐走上了从贸易到投资，从加工业到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贸易转型。在当前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更加强调基础创新和自主可控，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整个过程体现了对外开放节奏的合理的渐进性把握。

（四）在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方面，走了一条因时而变、因事而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改革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过多次不同类型的宏观经济波动，逐渐摸索和完善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在产品需求旺盛而生产供给不足的情况下，80年代中期、后期和90年代初经历了三次经济过热。在这个阶段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宏观调控”，开始了宏观调控体系的探索过程，并初步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机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和体系，并随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入世后的经济繁荣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多次经济“冷”“热”交替的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2013以来，经济从以总量性供求失衡为主转变成结构性失衡为主，中央做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宏观调控体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五）在改革开放中深入理解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改革开放伊始中央便明确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强调经济建设。同样在“十三大”，中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1992年“十四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十六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改革框架，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建设并在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四位一体”的改革架构。2012年党的十八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节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历史照亮未来，征途未有穷期。学习改革开放史，学习党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的伟大历程，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作者滕飞，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