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房住就行

1963年2月，戚先初从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后勤部政治委员。当时，戚先初家住在空军大院东院，房子是日伪时期兴建的日式住宅房间不多。戚先初家里人多，除了夫妻两人，还有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在住的安排上，戚先初夫妻住一间，办公室兼客厅占一间，警卫人员用一间，一间做餐厅，五个孩子和老人挤在剩下的一间，相当拥挤。考虑到戚先初家里的实际情况，后勤部的同志便在市区重新找了一处院落。那房子解放前曾经是东北某军阀一个姨太太的住所，共有八九间房。按照规定，戚先初可以享受这样的住房待遇。如果搬到新居所，戚家居住紧张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全家人知道后非常高兴。但戚先初却谢绝了机关同志的好意。他说，要那么多间房干嘛，现在的住着挺好。在他看来，战争年代每天行军打仗，能住上茅草房就不错了，野外露营是常有的事，现在的住房条件比那时不知好上多少倍。他极力说服家人接受了自己的观点。1966年5月，戚先初从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任副政治委员。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部队机关的正常工作被打乱，戚先初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常常半夜里被电话叫醒，爬起来去制止武斗、调解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根本顾不上还居住在沈阳的一家人。直到1967年，搬家的事才提上议事日程。

按照部队住房规定，戚先初在北京可以住进独立的四合院。可是当时戚先初被告知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他只能暂时与空后二级部一位副部长合住北京骑河楼南巷的一个四合院。

与他人合住在一起，生活非常不方便，全家人对此也都不太满意。当时戚先初完全有理由提出要求，比如说能否再找一找其他住房；要么先等一等，待有了合适的房子再搬家；或者干脆通过关系找房。且戚先初还是空军主管后勤工作的领导，想在北京找处面积不大的院子应该不成问题。但戚先初什么要求、什么意见、什么条件都没有提，他还是那句老话：“有房住就行”。就这样，他家搬进了与人合住的院子，一住就是三年。这期间，他从未向部里提出过调整住房的事。

一天，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廖冠贤来到戚先初家，看到他家的住房拥挤状况后说：“老戚啊，你也该换个房了”。几天后，廖冠贤主动给他提供了一个房源信息：地安门慈慧胡同11号东院，让他去看一看，如果不满意再找其他房子。

慈慧胡同11号院20世纪50年代归属防空军，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主院，东院是偏院。东院只有南北房，没有东西房，东西两侧是两条廊子，将南北房连成一体，在北京人看来，远不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四合院。此前，也有人看过房子，因对院子格局不满意而放弃，致使该院一直空闲。戚先初看房后却认为很好：院子不小，房间不少，还有一个外院，既安静又舒适。至此，他便搬到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