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迎来胜利的初曙之时，毛泽东就特别重视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即将摧毁国民党统治的前夜，毛泽东把从太行山的小村落西柏坡出发到北平筹建新中国，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柏坡，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面临着新考验，开启“赶考”新征程。

“李自成的教训”引为鉴戒

早在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时，毛泽东将其作为党的整风文件看待，“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周期率”。黄炎培认为历代王朝都没有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他诚恳希望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6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一次党内干部报告中说，享乐主义的思想、浪费的毛病发展起来，“就一定要脱离群众、腐化自己、遗害党国……从前，李自成未到北京前，的确是作战勇敢，政策不坏，纪律良好，所以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获得胜利，不料一到北平，就对敌麻痹了，不讲政策了，脱离群众了，纪律败坏了，士无斗志了，短短的几十天，弄得功败垂成……这些历史的教训，应引以为殷鉴。”

1947年9月1日，刘少奇在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贪污腐化。如果我们领导上不注意抵抗这个势力，自己也动摇，也搞贪污腐化，那就保管垮台。”鉴于过去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因部队民兵、民夫与后方机关乱抓物资、乱搬机器，因而使这些工业区受到致命破坏的教训；又鉴于收复张家口，领导机关随即迁至城市，因而引起许多干部都往城市跑，在城市乱抓乱买东西，贪污腐化，严重地放松了乡村工作，并引起士兵与乡村干部极大不满。从抗战时期的拆城、毁城到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守城、管城，党和军队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转折和艰巨的考验。

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

1948年5月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在这个小山村指挥了三大战役，取得了“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的中国革命的胜利。1949年3月2日作家丁玲在《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同青年朋友谈谈“旧影响”》，文章说“什么秀才和小姐在后花园里私订终身，什么进京赶考，回来就娶上几个老婆。”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进京“赶考”文本，也为即将赴京建国的共产党人敲响了避免腐化堕落的警钟。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开启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如何建设新中国，怎样加强执政党建设等成为历史赋予的崭新考题，同时还必须防范资产阶级“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因此，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切实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续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避免骄傲自满、腐化堕落乃至丧失政权的危险。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告别“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进京“赶考”。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此毛泽东第一次把传统的“赶考”从文化语境引申到政治语境，将其文化本义发展为政治比喻义，将“李自成的教训”与进京“赶考”有机结合，其意蕴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科举赶考的含义，赋予了共产党经受全国执政考验，永葆无产阶级政党本色的特殊内涵。毛泽东把抽象、难以感知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事例，准确、形象地表达了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决心，使一个伟大的党有了一个始终萦绕心头的“赶考情结”。

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进京“赶考”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总结李自成的教训中逐渐形成的忧患意识，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振兴国家、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对长期执政的谨慎和警醒心态。

“赶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我们面临新“考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篇大文章及其各个章节，“主考官”依然是人民。从汲取“李自成的教训”到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始终保持胜不骄，败不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